2013年11月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执行助理发短信告诉我，我们已经收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寄来的快递，当时我正在开高层战略会。彼时，23andMe已经与FDA就如何监管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反复沟通，因此这个消息让我感到焦虑。我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斡旋时间，所以回短信说：“不要签字！”但她告诉我：“为时已晚，我已经签收了。”事实证明，这份快递中有一封警告信，将永远改变23andMe的发展轨迹。
周一早上，FDA向媒体公开了这封警告信，它们很少行动如此迅速。记者开始给我们打电话。之后，自成立以来就一直私下为23andMe提供建议的FDA前专员戴维·凯斯勒（David Kessler）打电话给我：“安妮，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担心这封信，但我告诉你——你应该警惕了。 FDA真的很生气。”
彼时，23andMe刚成立七年，是唯一一家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基因测试和健康风险信息的公司。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与监管机构沟通，这通常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次显然不同。我们被勒令立即停止提供健康风险报告。我们提议对测试的营销方式做出改变，改为由医生来订购测试，可FDA拒绝接受这种方案，认为这还不够。
我通常善于应对挑战，但这次却把我难住了。接下来的一周，我给律师、说客和科学领域的专家都打了电话，听取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我最初是想对这封信发起质疑，不过很快意识到这并非明智之举。我与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监管团队进行了一场对后续影响深远的对话，该监管团队的成员问我：“你是想要短期解决方案，出售这家公司一了百了，还是想坚持下去，让这家公司再活十年？”我的回答是：“我要让23andMe活下去，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我都要与它同在。”他们说：“好吧，那就得攻坚克难，向FDA证明这是消费者可以理解的高质量测试。这将对该行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需要花去数年时间。”
对于公司而言，这是痛苦的过渡期，也是一次重大的文化转变。在致力于获得FDA准许期间，我们的健康检查产品下架了两年之久，公司的核心基础架构也为了使其合规而做出改变。我们聘请了新人并培训员工在规定的环境中进行运营。我们不能采用传统的硅谷方法，快速迭代和发布；相反，我们采用了带有检验节点的合规系统，确保我们满足所有必要的监管要求。
对于任何公司而言，文化变革都是困难的，而我们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每位员工最终都接受了新的企业文化。经常有人问我们是如何做到的。没有魔法。我要感谢首席法律和监管官凯西·希布斯（Kathy Hibbs）及其团队坚定不移地领导并促成了这次转型。当强大的领导层坚定地传达信息并号召员工团结一致，变革就会发生。
对健康的热爱与执着
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长大。我的母亲在帕洛阿尔托高中教新闻，父亲是斯坦福大学的粒子物理学家。他们教会了我们姐妹如何对事业充满热情。这激励了我们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业并为之努力奋斗。我的姐妹苏珊现在是YouTube的CEO，珍妮特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儿科副教授。
从小我就对健康、保健和人体感兴趣。我和照料我的儿科医生艾伦·伯恩斯坦（Alan Bernstein）关系很好，以前我很喜欢见到他，向他提各种问题。我的家人有一份《默克手册》（默克手册是默克制药公司出品的医学参考书，涵盖范围广泛的医疗相关课题，包括疾病、测试、诊断和药物——译者注），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有关疾病的知识。到了中学，我迷上了孪生子研究，查阅了许多资料去了解环境和遗传是怎样结合起来影响一个人的生理和行为的。
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了耶鲁大学，主修生物学。我热爱分子生物学，并考虑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但我从医生那里了解到，他们认为这个行业的情况越来越糟，还有许多更有趣的事业可以追求。我做过很多实验室研究，并且乐在其中，但我不认为攻读博士的路线适合我。毕业后，我作为医疗分析师在华尔街工作了几年，然后辞职去旅行，在一家医院当志愿者，并准备参加医学院的入学考试。
在考虑是否申请考试时，我有机会回到一家对冲基金公司工作，以积攒学费。在那里，我得以更广泛地深入了解医疗保健领域投资：从生物技术、制药、医疗设备、医院、疗养院到药品福利管理者（pharmacy-benefit manager）。在我考虑下一步发展时，投资是我了解医疗保健行业的一个好途径。我花在了解医疗公司上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这个行业并非我心之所向。我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的真心想改变医疗行业的人，可整个体系的财政激励措施并不致力于保持个人健康。如果我保持健康，没人会赚钱；但如果我生病了，很多公司都会赚钱。这是不对的。
珍妮特研究肥胖症流行病，可以就相关的费用及其对生命的影响侃侃而谈。我从华尔街的角度，会谈论肥胖导致的所有并发症的商机，以及为什么全球糖尿病患者日益增多是投资医疗保健行业的原因。
我知道自己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改变整个医疗体系，最终得出结论的是无法改变。如果要改造医疗保健行业，必须彻底从体系之外另起炉灶。
我做投资时一直对遗传学感兴趣。科学家直到最近才绘制出人类基因组图谱，人们对其可能催生的成果充满热情。我当时正在对Affymetrix公司进行调研，该公司开创了第一个全基因组阵列—— 一种查看许多已知人类基因变异的低成本方法。
我记得2005年年底，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基因组研究中心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一名博士后对我说：“安妮，我们正处于一场革命的边缘。我们即将解决所有问题。”
后来我和另一位遗传学专家共进晚餐，他在一个太平洋小岛上研究糖尿病问题。岛上几乎100％的人都肥胖，但只有80％是糖尿病患者。是什么保护了其余20％的幸运儿呢？答案很可能是遗传学。他告诉我：“我有太多混乱的数据，但没有足够的有效数据来破解谜题。”如果我们拥有更多的数据（世界健康数据），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那时我32岁，住在旧金山，刚开始和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约会。我周围有许多以数据起家的创业者，也有许多人所在的企业正以令人瞩目的方式利用数据。我们的一些朋友受雇于社交网络公司，他们带我领悟了Web 2.0和社交网络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低成本的遗传信息相结合，孕育了颠覆传统研究的机会。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琳达·埃维（Linda Avey）和保罗·库森扎（Paul Cusenza）。他们一直在讨论成立一家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公司。我作为联合创始人加入了他们。多年来，我对医疗保健体系感到沮丧，无能为力，现在我相信自己正在尝试一些与众不同且可能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东西。我们以构成DNA的23对染色体来命名我们的公司——23andMe。
算是“医疗器械”吗？
第一年，我们四处旅行，接触科学家并成立咨询委员会。我们与许多专家就伦理学、隐私和法律问题展开合作。我们有责任从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因为我们知道人们会担心害怕：还有什么比你的DNA更私密？我们也是此时就与监管机构建立了联系。
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测试是否应被视为医疗器械——一种由FDA监管的类别。医疗器械的定义是“旨在用于诊断人或其他动物的疾病或其他状况，或用于治愈、缓解，治疗或预防疾病”。目前我们是否满足这个定义尚不清晰。木棒用在冰棍里不算医疗器械，但用作压舌板的话就算。我们的基因测试是用于告知人们医学上的风险，但并不打算将其用于诊断或治疗疾病。那算是医疗器械吗？
我们讨论了客户用来收集和邮寄唾液的容器是否算医疗器械，测试系统以及我们报告的信息是否应该归FDA监管。我们与FDA官员进行了数次面对面的会议，旨在保持透明和愿意接受意见的开放态度。对于FDA来说，这也是一个新领域，当时的专员安德鲁·冯·埃申巴赫（Andrew von Eschenbach）表示，他们不一定认为我们的测试需要受到监管。我们从这些早期讨论里得到的信息是，我们公司不需要FDA进行上市前审查。
仅仅几年后，我才意识到政治对行业监管的影响有多大。在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FDA得到的指令是不要过度监管。奥巴马执政时则监管趋严。到2010年，当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开始在沃尔格林（Walgreens）出售DNA测试试剂盒之后，参议院开始举行听证会。
新任FDA专员明确表示我们将受到监管。在2010年与FDA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上，我们表示将遵守该机构的规定并参与制定监管方式。监管机构需要公司提供意见，以理解工作中的细微差别。我们帮助FDA制定了合理的标准和法规。我们认为是在取得进步，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显然没能如设想一般与监管机构达成一致。
到2013年，23andMe表现良好。我们售出了50万套DNA测试试剂盒并获得了超过1. 26亿美元的风险投资。经过多年的缓慢增长，市场终于开始腾飞。然而，那封警告信突如其来。
更精明的方法
即使是现在，我仍不确定是什么使FDA如此彻底且迅速地改变了对23andMe的看法。我们一直在通过电视广告、家庭邮件和一些杂志封面更加积极地推广产品。我不认为是其中任何一种方式引发了问题，或许是所有这些结合导致的结果。无论是什么原因，等我们收到这封信时，FDA已经失去了耐心。
幸运的是，我们的产品被用于两个目的：一是帮助人们了解其祖先和种族起源；二是预知健康风险。 FDA让我们停止销售保健产品，但我们可以继续销售遗传产品，我们的客户仍然可以继续获得对DNA的解读。
在警告信到来前短短几个月内，我们的电视广告对销售产生了极大的帮助，订单数量一度超过了 20万。我们的实验室堆满了样本。 FDA原本可以禁止我们进行下一步处理并坚持要求我们退款，这对公司而言将是毁灭性打击，会导致破产，但它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得到准许，可以将DNA解读结果提供给2013年11月22日之前购买的客户。我认为这表明FDA希望与我们合作，并相信我们的产品具有潜力。
我们从相关人士那里了解到，有些FDA的官员强烈认为应该限制23andMe。我们找到了熟知FDA并与其中部分人员有紧密工作关系的行业咨询顾问。我想与这些顾问展开对话，但有些人甚至不愿意与我们交谈。我第一次发邮件给一位顾问时，她回信说：“我不是23andMe的粉丝。”我继续锲而不舍地发邮件，了解她（和其他人）不喜欢我们的原因。与带有敌意的人对话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样既可以了解到我们需要满足哪些期望，也能够证明我们希望负起责任并找到发展方向的真诚态度。
收到FDA信函几个月后，我们聘请了凯西·希布斯为首席法律顾问，负责与FDA的合作。凯西曾在另外两家遗传学公司担任法律总顾问超过10年，还曾在医疗器械行业工作。她是理想的人选。更重要的是，她看到了我们尝试直接面向消费者和研究的潜力。她相信我们可以向FDA证明，消费者无需医生或遗传学顾问的帮助就可以理解我们做的精准测试。她的加入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尽管核心任务没有改变，但我们领悟到必须采取其他方法向FDA证明产品对消费者来说是安全的。
FDA的方法原本在我看来并不符合逻辑，但凯西能够将其拆解为合理方案。在她的领导下，我仅在需要的时候参加会议。对我而言，给予她坚定的支持十分重要，但并非是作为过渡期的引领者。
要获得FDA授权，我们必须首先就要求达成一致。最终，我们专注于证明两件事：测试是合理有效的；客户能够理解我们提供给他们的结果。
通常，基于其他遗传产品在上市前审查中提交的内容，要证明我们的测试和数据的有效性很简单。更大的挑战来自如何证明美国普通消费者可以清楚地理解我们的结果并且进行正确解读。我们进行了用户理解度研究，调查了数百名不同年龄、种族和教育背景的人，询问了标准化问题，以确定他们是否了解这些信息——有特定的基因变体可能预示他们患病风险更高，没有特定的基因变体也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风险。我们已经反复证明，报告的理解率至少可以达到90%。
2015年2月，那封警告信之后约15个月，23andMe获得了FDA有史以来首项针对直达消费者、反映携带者身体状况的基因测试授权，让携带基因变体的人们得以获悉，这可能不会影响其自身健康，但可能在未来影响其家人的健康。两年后，我们又获得了FDA有史以来首项发行基因健康风险报告的授权，可以告知消费者在特定健康状况下的个人风险。从那以后，我们添加了诸如迟发性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等疾病的状况，并在获得FDA的另一项授权后，添加了BRCA1 / BRCA2基因变体情况，携带这些变体预示着患乳腺癌、卵巢癌或前列腺癌风险的增加。2018年秋季，FDA独家授权我们向消费者直接提供药理遗传学信息——基因可能影响个体对既定药物的代谢。
长期愿景
我倾向于在任何事中都看到一线希望。在与FDA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它使我们成为一家更强大的公司，创造出了标准更高、更好的产品。实现这一目标的团队更是学到了他们不曾了解的内容，并习得了强大的执行力。我最感到自豪的一点是，我们坚持倡导直达个人的测试。我相信无论文化程度高低，所有人都有能力掌管自己的健康。
通过直达消费者和实惠的价格，我们使数百万人了解了自己的DNA和健康风险状况，从而帮助他们采取预防措施。我们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选择参与基因研究，使23andMe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遗传学研究社区。我们已经发表了150多篇论文，并成立了一个治疗学团队，根据遗传学洞察创造全新的疗法。
例如，当新冠疫情在2020年年初出现时，我们迅速启动了一项研究，以确定重症病例是否受遗传因素影响。在五周内，我们招募了将近50万人，其中包括数千名确诊病例。我们的研究范围不仅覆盖当前的23andMe客户群体，还包括我们找到的1万名因患新冠肺炎而住院的患者。我们可能找不到与新冠肺炎症状严重程度差异相关的强遗传关联。但从过去的研究中可知，遗传学在其他传染病的易感性和严重程度上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包括疟疾和诺如病毒。并且，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我们的结果可以帮助评估个体之间的风险差异以及针对同种疾病的个体治疗方式。
我们成立公司已有13年。成千上万的客户联系我们，告诉我们23andMe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甚至挽救了他们。我们的使命是“帮助人们了解人类基因组并从中受益”，这也一如既往是我们的引路明灯。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 文
柴茁 | 译 刘隽 | 校 李全伟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