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哈佛商业评论》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开宗明义，阐述了这本新杂志的宗旨。哈佛商学院院长华莱士·多纳姆（Wallace B. Donham）在文中写道：“探索如何让商业人士的代表性实践能为一般商人所用……以及如何获得正确的商业理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类理论，“商业仍将缺乏体系、杂乱无章，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场糟糕的赌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哈佛商业评论》希望“为管理活动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
当时商业界完全有理由乐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几年前结束了，西班牙流感已经平息。经济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萧条，前景明显好转。在第一期杂志里，会计师乔治·梅（George O. May）提到对资本收益征税时也这么说的，他提出，至少在美国，企业正在“恢复到更加正常的状态”。
然而事实证明，1922年乔治·梅看到的所谓正常状态只是昙花一现。短短几年后，股票市场崩溃，紧接着就是大萧条和另一场世界大战。如果说乐观的时代需要合适的商业理论，那么在绵延数十年之久的混乱里，商业理论更是必不可少。理解企业和组织如何运作、从他人经验中学习，以及在看似混乱的局势中发现规律的需求，在动荡时代只会变得更加强烈。
那么，我们可以从过去一百年的管理思想里学到些什么呢？
本期聚光灯系列，我们请来一些专业人士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帮助我们了解好的领导力应当是什么样子、如何构建成功的组织、员工热爱的工作有什么特征，以及如何改善企业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关系。
我们也承认，管理建议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在某一个时代有用的建议可能并不适用于另一个时代。因此，我们询问数名研究人员，今后一百年里应该摒弃哪些管理实践。他们的回答点出了组织结构流动性逐渐增加带来的影响、采取更加积极的员工保留措施的需求、必须停止对工会的破坏等等。
最后，作者们深入挖掘本刊过往的文章，了解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里关注的主题及原因。特亚斯·拉姆达斯（Tejas Ramdas）、拉法埃拉·萨顿（Raffaella Sadun）和尼古拉斯·布卢姆（Nicholas Bloom）用图表呈现了我们的主题——以及管理者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的。科琳·安默曼（Colleen Ammerman）和鲍里斯·格罗伊斯伯格（Boris Groysberg）分析了《哈佛商业评论》数十年来讨论女性问题的时机和方式。我们的读者沟通编辑凯尔茜·格里彭斯特劳（Kelsey Gripenstraw）汇总了本刊最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五花八门的程度可能会让你吃惊！
这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哈佛商业评论》讲述的世界是如何演变的。我们的读者依旧关心资产负债表和运营，但责任范围已经扩大，远远超出他们在严格意义上的职责范畴，而且在1922年几乎没有人会考虑这些问题：涉及种族、性别和其他方面多样性的紧迫社会问题，政治极化，气候变化造成的存亡危机。创刊最初几十年的读者目睹了蒸汽发动机、晶体管、激光等奇迹，以及不久后的太空探索、计算机和互联网，但还无法想象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和大辞职潮这样的难题。
读者关心的问题在变化，我们对领导力的理解也在变化。最明显的是，1922年《哈佛商业评论》以美国白人男性为中心的视角已经改变，扩大为涵盖所有种族、性别和背景人群的视角。我们也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公司应当有层级、领导者应该是无所不知的权威，转而拥抱更加扁平网络化的结构，这需要更加谦逊和开放的态度——伟大领导者要激励团队，而不是发号施令。
组织变得更加复杂，运营面对的挑战亦然。如今的组织并非只有高层才需要领导力，而是在各个层面都需要。管理者不仅要关注利润，还要考虑自己协助塑造了怎样的组织文化。领导者必须学习如何在团队、组织、合作伙伴和社区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明白，要在内部或外部获得任何重大成果，都必须跨越职能、部门、组织乃至行业的界限。
1922年，领导力只是少数人需要关心的事。2022年，我们相信，每一个希望成为优秀领导者的人都可以在正确的指导下如愿以偿。也许我们谈论的依旧是一百年前华莱士·多纳姆设想的“管理实践基于更好的理论基础”。提供这种必要的洞察，仍然是我们的动力。我们希望本刊能继续让你获得启发。
劳拉·阿米科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埃米·伯恩斯坦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主编。
劳拉·阿米科（Laura Amico） 埃米·伯恩斯坦（Amy Bernstein) |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