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通常被认为是创造财富和创新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硅谷的成功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模式下，股东价值被当作衡量公司成功的最终标准。企业是经济中最有生产力的要素这个说法，其实已经成了企业获得高收入和庞大财富的借口。
不过现在，许多企业也自称是以目的为导向的。这些企业不仅努力创造股东价值，也致力于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这个在商学院和企业董事会流传了几十年的概念，认为公共部门、当地社区、慈善机构、劳工和其他群体都应当是企业决策的一部分，并且从中受益。这一概念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看到，超越投资者和企业领导者利益的考量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必要的。
可是，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命运与企业社会责任（CSR）和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框架大抵相同：由于滥用和行动不足，其变革力被冲淡和空洞化，价值淡化了。要实现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价值，我们必须扭转两个关键趋势：金融业对自身投资的倾向，以及企业优先回购股票的倾向。随着这些趋势扭转，企业和政府必须接受创造和分配价值的新方式，这会改变社会。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为何陷入停滞
公司论及提供利益相关者价值，通常将其包装为促成利益相关者参与度的一种手段，而利益相关者参与度则成为一种从长期来讲高效且道德的增加股东价值的方式。但这两方面努力都还不够，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金融业继续对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简称FIRE）大规模投资——换言之，投资于自身，而非基础设施或创新等方面。例如系统中的贷款过剩——只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才增加——已经让私人债务特别是家庭债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由于家庭消费超过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金融业以信贷弥补这个差距，进一步推动了金融业扩张。地租和利息开支增加，促使收入和财富集中于金融行业和最富有的人手里。但为了建立真正的涵盖多个利益相关者的方法，金融行业必须以为所有人创造价值的方式进行转型。
第二，金融服务行业以外的公司，如制造业公司，在股票回购和股息支付上的支出高于人力资本、机器和研发。回购虽然能在短期内提高股票价格，但会减少企业重新投资自身能力的途径，在长期而言阻碍生产力。即使是美国最近确立的1%的股票回购税，也无法终结这股回购热。
这两个因素的结合，让社会中大部分人处于不利位置。金融没有充分回归实体经济和劳动力，使得持有资本和未持有资本的群体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例如，因为CEO的薪酬往往严重依赖股价表现，股票回购是CEO薪酬对员工收入比例升高的一个因素。对就业威胁最大的，不是大家常说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而是缺乏再投资。通过股票回购，优先股东价值和高管薪酬，是主动选择不把创造出的价值分配给工薪阶层。
这几种趋势，实在让人很难说社会目的真的是私营经济的核心。尽管一直有许多人讨论企业社会目标和责任，但企业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分配给所有人。这是因为股东导向的商业机会和投资战略的核心要素仍未被触及。
重新思考如何创造价值
为了真正对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思考，公司和政府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如何创造的：是谁创造了价值，谁提取了价值，提取获得的回报比创造更多时会怎样。真正致力于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需要的不仅是言辞、姿态或友好的演说，还要把社会目标置于企业和政府定义的价值核心。
我在《万物的价值：全球经济中的制造与索取》（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书中提出，我们必须停止将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转而认可创造价值的集体努力。回报必须在公共机构、私营机构和公民社会等所有价值创造者之间分享，否则会造成风险社会化、回报私有化。
这种功能失调在许多行业都能看到。美国制药行业就是一个好例子。虽然对药物创新的投资来自公共资助的研究实验室、慈善机构，当然还有企业，但在经济上获益最大的是规模最大的制药企业。由纳税人资助的美国卫生研究院每年对药物创新的投资超过400亿美元，却并未反映在药物昂贵的价格上——价格其实是被市场承受能力决定的。投资规模也没有反映在知识产权上：太广泛（包括公共资助的研究）、太强劲（难以获得许可）、太过上游（难以进一步创新）。而衡量经济体健康程度和规模的最主要标准GDP并不承认免费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的价值，只计算其成本。这个体系的设计从根本上将私有利益置于公共价值之上。
为了寻求改变，我们需要包容性的资金和治理结构，刺激以社会使命为导向的投资——以真正的公共利益而非股东价值为核心的投资。我称之为“使命经济”，能将私有目的和公共使命结合起来。这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挥，而是设定明确的行进方向，召集愿意为共同目标而创新的人。为此需要的不是随意谈论合作伙伴关系，而是从根本上重新设计合同，实现真正的共生，让公民、工人和社区组织参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及政治运营和结果。国家和跨国经济，需要政府、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促进机会平等、社会正义和资源公平分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阿波罗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由有能力的公共机构和有意愿的私营企业结成的目标驱动的合作，让一队宇航员登月并返回。这项艰难的任务，通过大规模合作和40万人的集体智慧，以及美国政府、营利性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精心设计的合同得以完成。采购从成本加利润转为固定价格和对质量改进的激励，还有“无超额利润”条款，确保宇宙空间不会成为向承包商过度收费、奖励低效管理的赌场。这一点至关重要，意味着不能只让一小部分人获得“超过”自己实际创造的价值的回报，而是所有贡献者都应当获得回报。
阿波罗计划也给出了政府作为先驱者承担风险的一种状态。这个项目不仅是航空航天的创新，也是材料、电子、营养和软件等方面的创新——附加经济价值源于这种创新，而非预先对效率的迷恋。拍照手机、保温铝箔毯、婴儿奶粉和软件等数百种溢出创新，直至今日依然让我们受益。如果没有基于阿波罗项目的技术，如今我们就无法在不含氯的游泳池里游泳，也无法在心脏骤停时获得治疗。
当前面对气候变化、生活成本危机等挑战，政治界没有多少能力为阿波罗这种规模的项目提供公共资助。大部分太空发射项目已经转到私营领域。然而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恢复公共航天项目，而是建立有能力应对当今重大挑战的公共部门。
创造价值的下一阶段
阿波罗计划是公共任务与私营企业合作产生影响的一个好例子，但当代的挑战更加复杂——不仅需要技术变革，还需要社会、监管和行为上的转变。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大多没有直接的解决方法。只靠新技术，无法解决气候危机和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社会经济性质，提出了关于社会公正、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性的问题。要以协作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全球合作和清晰定义的产业战略必不可少。同时，为了实现跨地域、跨行业合作，项目内部的去中心化治理结构可以激励自下而上的创新。这一点不同于NASA进行太空竞赛时中心化的委托授权。
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帮助企业和政府创造并平等地分配公共价值，协助解决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一些挑战更多地需要企业努力，也有一些挑战则需要政府开展行动，两者都要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应当创造什么？政府和企业不必从零开始。2015年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简称SDG）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是具体的目标，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签署。公营和私营领域都无法单独实现与之相关的169个小目标，如降低青年失业率、将全球能源效率提升率增加一倍等。特别是政府可以按照这些目标制定任务，要求众多不同的组织进行相关的投资和创新。
瑞典提供了一个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起点、推动公私领域建立任务驱动的合作伙伴关系的例子。根据第11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让城市和人类居住地包容、安全、有弹性且可持续”，瑞典大力投资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由政府委任的可持续城市委员会（Council of Sustainable Cities）发起的项目，旨在增加关于可持续城市发展的知识，促进与艺术家、居民、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的对话与合作。例如，委员会通过关于关键提案的对话，让居民直接参与社区发展。这样的对话揭示了委员会、居民和参与各项目的营利性公司之间新的合作领域。
到现在，这一举措让委员会具备了更广泛的能力，应对私营企业难以承担的资本密集型和有风险的任务。同样的以任务为导向的方法亦可用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地区：由政府制定一个解决问题的强劲方向，再由目标明确的组织和居民一同解决。
我们应当如何评估社会影响？政府评估出资并合作的组织，要根据其行动能否在不同企业、领域和国家帮助最多的人获得具体的成功。换言之，设计政策不是为了挑选某些领域或技术成为“赢家”，而是以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前提条件，为公司提供支持，挑选愿意造福大众的公司。
这需要动态的评估工具，把握投资和战略更广泛的影响，不局限于静态的成本效益分析。定性的政策评估框架——公共价值映像，是评估项目或投资对之前确定的社会目标是否有贡献的实用方法。设定阶段性的目标，可以对正在进行的项目进行反思性的评估。持续追踪任务进展，也能让相关机构及早止损，放弃资助将要失败的项目。政府像所有投资者一样，不会总是成功。失败难以避免。不过，若能建立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投资成功的回报可以弥补不可避免的损失。
要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应当少考虑救济，更多地利用采购和奖励方案等工具激励公司给出所需的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知识产权应当停止被用于排他式的专利模式榨取资金：为了推动创新，可以削弱知识产权，降低获取专利许可的难度。
在企业里，这个过程应当是采取切实措施，以互利而非寄生的方式与政府合作伙伴及公民一起解决问题。例如，为了确保价值不至于被轻易且无耻地榨取，组织需要一种新的方式用于管理创新系统和通过公共投资实现的创新溢出。
我们应当如何分享？公共和私营领域要开展公平合作，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如沃伦·巴菲特所说，“我赚到的钱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社会。”大威廉·盖茨（William H. Gates Sr.）也说，“成功是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产物，这里的教育和科研有补助，有一个井然有序的市场，私营企业从公共投资中获益良多。”但商业界人士始终更难认识到的是，这样的集体努力应该如何分享回报，而不是只分担风险。
一个解决方案是，政府保留更大一部分项目收益，用于弥补需要承担的风险带来的损失。美国政府为特斯拉和Solyndra提供约五亿美元的担保贷款，最终让失败的Solyndra起死回生，却没有从成功的特斯拉那里拿到一分钱。与其规定政府在企业未偿还贷款的情况下可以获得三百万股，不如反过来制定协议：如果公司获得成功并还清贷款，政府就能获得股份。假如这样的话，政府原本可以赚到更多钱，足以弥补Solyndra的损失，并且进行下一轮投资。
这种“创业政府”思维，正是以色列成为“初创型国家”的原因，还有Yozma这样的公共风投实体，自身定位并非作为最终选择的放款者，而是最初的活跃投资者。当然，大多数政府并不具备做到这点所需的内部能力。不过可以通过投资市政服务培训来弥补。大规模外包的趋势已经掏空了政府能力。
公司往往以补贴、担保、贷款、救济或没有附加条件的采购协议等形式从公共投资中获益。这些本可以成为政府与企业成功合作、创造和分配集体价值、塑造创新并实现与使命一致的经济成果的机会。
我们需要新的社会契约，承认这个时代的革命者和创新者不仅在硅谷或纽约的董事会议事。资本主义不存在某一种形式。资本主义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是好是坏，取决于构成这个体系的商业模式、机构和政府结构的具体配置。企业不能只谈股东价值，而是应该建立真正的多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合作模式，分享集体价值创造的回报。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是伦敦大学学院创新及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创新及公共目标研究所（IIPP）创始人，著有《使命经济》（Mission Economy: A Moonshot Guide to Changing Capitalism）。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 |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