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话题现在无处不在，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大公司都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并设定了目标，超过2000家公司制定了基于科学的碳目标，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大型上市公司已承诺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在社会方面，公司一直在扩大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努力，并就他们过去避免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企业正在从渐进式改进转向更大胆、更系统的方法，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在上个月的HBRC圆桌中，我们了解到三家零售企业在ESG领域的实践，本月我们继续与HPE、帝斯曼、邓白氏三家服务企业级市场的跨国公司探讨该话题。本次圆桌讨论于2021年12月下旬进行，受疫情影响以视频方式进行，这也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第一次以纯线上形式进行圆桌讨论。
HPE公司于2015年由原惠普公司拆分成立，聚焦于企业级IT市场。HPE的年营收约为300亿美元，在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6万名员工。HPE连续两年获得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领导者称号，被评为“世界上最具道德感的公司之一”。荷兰皇家帝斯曼来自荷兰，是一家专注于健康、营养与生物科学的百年企业。ESG研究机构Sustainalytics认为帝斯曼因ESG受到重大财务影响的风险较低，在特种化学品行业的120家公司中排名第一。邓白氏创立于1841年，是全球商业决策信息和分析服务机构，其数据云为全球最大的企业商业信息数据库之一，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记录。邓白氏提供上市企业和私营企业的ESG数据，目前已覆盖全球970余万家企业。
在一小时的讨论会中，三位高管均表示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企业界的共识，良好的ESG表现将促进企业获得高质量长久发展。他们讨论了如何将ESG与企业战略相结合，跨国企业如何做好本土与全球协同，以及追求ESG对于客户关系的影响。以下是讨论节选。
HBR中文版：在企业内部，你们如何找到最重要的ESG问题？
朱海翔：我们认为ESG战略要与企业的业务强相关。对于HPE来说，最关键的ESG问题就是推动绿色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性发展是很多企业现阶段非常关键的两个发展方向，但又是一个两难问题，因为在数字化过程中，企业需要依托大型数据中心进行数据的计算和存储，而大型数据中心的耗电量非常大。2020年的一个统计是，所有互联网企业的数据中心现在的用电量占到全球用电量的1%，在地球上碳足迹非常大。另外我们作为IT基础架构的提供商，所有电子设备的生产、物流、回收产生的碳足迹也非常可观。
所以HPE在2019年就确立了我们的全球战略，从一家传统的IT基础架构提供商转型为一家一切皆服务的公司，通过服务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可持续IT解决方案，这种创新的方式可以让客户按需购买IT能力，而不需要通过购买设备获得IT能力。而HPE也从减少电子设备推动循环经济的角度，建立了全球最大的IT设施回收工厂，并且通过产品翻新，让近90%的IT资产能重返市场，这是我们在 ESG实践上从公司战略角度所做的努力。
具体实施过程中，第一个方面就是政策制定和高管参与，我们发布了HPE行为准则和环境通用规范，也采取比较强有力的企业监管，包括我们CEO、董事会在内的高层都在ESG管理委员会中任职。第二个方面是各业务部门全面参与广泛探讨以确保ESG的正确施行，比如2020年我们核心的业务部门举办了一系列气候风险研讨会，对涉及环境、社会、经济技术领域的20种关键性的不确定因素进行了评估，类似的事情我们仍在定期进行。
周涛：这些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越来越趋同。帝斯曼关注健康营养和生物科学，我们推出了“粮食系统承诺”，结合我们的能力和专长，改善人类健康、地球健康和健康生计，目标是到2030年之前，解决与世界粮食生产和消费方式有关的紧迫的社会及环境问题。针对地球健康，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粮食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3。其中畜牧业，从饲料、饲养环境，到屠宰，再到餐桌，给环境带来很多负担。帝斯曼通过针对动物营养的解决方案，比如创新的饲料添加剂，减少动物甲烷排放，从而缓解全球变暖。
针对人类健康，现在全世界有20亿人处于隐形饥饿状态，营养摄入不够。另有20多亿人吃得不健康，营养不均衡，针对这两种情况，帝斯曼提出人类营养的解决方案，覆盖人类生命全周期的各个阶段。还有一部分是健康生计，在整个粮食系统供应链条上有约50多万户小农户，他们的生计也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我们也在帮助小农户提升生计收入。
吴广宇：我们是把邓白氏的数据和分析能力应用于ESG这一场景，为市场和客户提供相关服务。针对ESG信息的使用方，我们把ESG数据和分析与财务、合规、供应链等决策结合起来，帮助政府、投融资机构、大型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将ESG数据作为他们整体决策链条的一部分。针对ESG信息的提供方，如上市公司、广大中小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我们对他们进行ESG的评分，同时他们也可以通过ESG自评估，了解改善其ESG水平的方法。
HBR中文版：作为跨国企业，在追求ESG上，你们如何与总部有效协同？
周涛：这个问题在帝斯曼比较容易解决。我经常说，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成不成功，从业务的角度来衡量，是中国区占公司全球业务的比例，最好能够跟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相当，我们这个行业也不例外。中国占全球GDP的17%，帝斯曼在中国的生产活动占了全球1/3以上，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解决方案，还是在生产制造以及与供应链联动过程中，怎么样达到我们的节能减排目标，其实在中国成功了，全球也就成功了。
根据帝斯曼新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在2030年底前，运营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2016年的50%。我们的信心来源是，2020年和2021年，我们位于山东莱芜的工厂和江苏省的四家工厂先后签署了绿色电力交易协议。
吴广宇：从邓白氏的解决方案来说，我们准备在中国推出的ESG的洞察和评分系统和全球是有联动的，但也有不同。邓白氏在中国市场的ESG评分方法论会以全球方法论为基础，同时也兼顾中国的特殊情况。比如在环境因素中，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在社会影响中，中国关注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在治理方面中国关注的工会建设等，这些和欧美的实际情况会有不同，是适用于中国的ESG话题。所以在国内的ESG洞察方面，我们会引入很多中国特色元素，将对于中国的各利益相关方更重要的方面引入分析评估维度。
朱海翔：2021年中国市场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整个社会对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注度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尤其是国家发布了“双碳”目标之后，我们发现客户不仅希望通过HPE的产品技术与服务实现更好的节能减排，他们对于HPE自身如何定义我们的碳中和路线图非常感兴趣，因为HPE是全球第一家订立了科学碳目标的IT公司——在2050年或者更早实现我们全价值链的碳足迹归0。很多客户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对我们如何设立科学的减碳目标，如何构建路线图，如何跟踪衡量目标的达成等等非常感兴趣。所以2021年我们在中国发布了《美好生活计划年度报告》，上面详细记录了HPE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具体实践。
HBR中文版：不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来自媒体、NGO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压力相对较小，这对你们追求ESG会产生哪些影响？
吴广宇：从ESG洞察使用者的角度来讲，To B企业也有非常多的利益相关方，政府监管部门需要通过这个信息衡量辖区企业的表现；资本市场无论是债券投资、股票投资者还是交易所，已经把ESG数据作为投资的一个重要标准，比如银监会对绿色信贷的规模有要求。从大型企业来讲，一些供应链的头部企业，为了应对利益相关方的期望或所提出的要求，需要构建一个ESG不断改善的生态体系和供应链条。还有就像朱总刚才提到2050年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看到许多全球领先企业都有类似的目标，这是大型的头部企业，对于整个供应链条的要求，ESG已经成为进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对于追求ESG而言，To B企业与To C企业都有许多要做的工作。
周涛：我记得去荷兰见帝斯曼全球CEO时，他向我提到“doing good by doing well”，我也意识到，doing good（带来社会效益)与doing well（实现商业利益）不矛盾。如果在5年或10年前，这个观点可能不是主流，当时还是说要在商言商，把企业做好就行了。但现在社会的总体诉求变了，不面对直接消费者是不是压力要更小一点？其实是相对比较被动在看这个问题，事实上现在大家都主动在考虑怎么做这个事情。
尤其在过去5年，企业更有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这个观念，在慢慢形成共识，已经变成一个新范式。而不是说因为有这样的监管，或是那样的激励，所以我来做。大家都认同商业向善这件事，因为这的确跟全球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健康安全各方面有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大趋势。
吴广宇：我就补充一点，我们针对邓白氏数据云中的企业做过一个评估，然后把他们的ESG表现与其销售、营收增长表现，以5年为时间维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有非常强的关联性。ESG表现好的公司，从5年的维度看，无论是销售增长还是营收增长，都处于同行业更高的水平，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事情，说明做好ESG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好。
朱海翔：我完全赞同两位刚才提到的，任何一家企业都有非常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我们对供应链上下游厂商都有ESG要求，实现碳中和需要与供应链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那么企业客户也有这样的诉求。另外一点是员工，在这个时代，ESG是企业留住最关键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位员工都希望做有意义的事，对企业有社会责任感的要求，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从业者，他们很多的时候会看，我在为怎样的公司付出时间精力。归根结底，对于企业来说，追求利润已经不再是唯一目的，它变成企业获得高质量长久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ESG在中间也承担了重要作用。
HBR中文版：这些做法如何影响你们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他们对成本增加或价格上涨有反应吗？
朱海翔：首先，推行ESG并不代表所有产品中增加了一条ESG成本，实际上我们发现当ESG理念融入公司的发展战略当中时，会给业务带来额外收益。比如2020年有很多的客户都参与了HPE的可持续性项目，它为我们带来的营收达到27亿美元，并创造了8.47亿美元的净收益，较前一年增长45%。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提到“S”社会要素里，多元包容的人才投资，也给我们带来可以量化的业绩增长。我们做过专门的市场调查，包容的环境可以大幅度提高团队的业绩，在性别平衡上每提高1%，营收可以提高3%，多元化的比例上升1%，营收可以提高9%，所以多元包容的人才投资对于业绩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循环经济，正是因为HPE的解决方案包含对环境的积极影响，所以客户选择我们，而非竞争对手，这部分在2020财年为我们带来近8.5亿美元的收入。最后一点是HPE正在向“一切皆服务”转型，核心产品是一个高效的硬软件结合的解决方案，减少过度配置，能帮助客户5年内平均减少30%的能源消耗，大大减少他们的碳足迹。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希望帮助说明 ESG方面的努力对客户来说不是一个成本的增加，而更多的是利益的附加。
周涛：的确是这样，朱总分享的这些案例是带着实实在在的收益，这在帝斯曼也体现出来，比如节能减排，如果能够改进并且提升产品的质量，实际上并不会增加成本。我也讲讲帝斯曼在解决方案上的一些做法，比如鱼肝油的提取，传统的方法是到挪威捕获野生的三文鱼，把它做成鱼粉，添加到饲料里去喂饲养的三文鱼，这容易造成污染问题，对动物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利的。那么因为有对ESG的追求，帝斯曼的做法是直接从海藻里提取DHA然后用到婴幼儿的配方奶粉中，既安全又保护了生态，而且成本上也不贵。
吴广宇：非常同意两位所说的，我想另外补充两点：ESG并不代表成本的增加，反而有时候会是成本的下降，比如从融资的角度，资本市场其实非常看好ESG表现优良的企业，投资者更愿意投这样的企业，所以它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融资成本，而随着经营成本下降，企业能为客户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是其一。
第二是ESG能控制风险，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例子，比如排放不达标的企业停工整顿导致无法及时把商品和服务交给客户。所以如果企业不做好ESG的话，可能会有风险的产生，这些风险本身也是成本。所以整体来说，ESG对于控制成本和风险是有好处的。
朱海翔：如果我们用紧急重要四象限来理解，很多时候企业把跟自身运营和业务直接相关的，看成紧急和重要的，但是 ESG可能之前更多的是重要不紧急，但现在我觉得事态在改变，很多企业觉得ESG是重要而且紧急的一件事情。但ESG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和不同企业交流，很多企业感到压力就要赶快投入，但如果是一个高排放的企业，要马上达到一个很激进的指标，可能由于成本负担，很难一步到位。每个企业在考虑ESG的时候，还是要结合自身情况定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目标，然后一步步完成，达到最终目标。
HBR中文版：如果说企业在ESG方面的投资需要放眼长期，但同时公司有短期利益的压力，如何处理这个矛盾？
朱海翔：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情况，尤其疫情之后，可能对于一些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叫逆商，对于企业来说，逆商决定企业的格局和高度，所以在不同的场景下，企业都需要深刻思考ESG在自身长久运营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短期和长期的平衡，如何把企业的重点管理好。
吴广宇：ESG其实包含了很多方面，本身E、S和G就有三个大的方面，根据邓白氏的全球方法论，ESG包含了13个话题、31个门类，所以每个企业可能面临不一样的问题，哪些是既重要又紧急的，哪些是重要但不紧急的，每个企业要有侧重点，然后基于侧重点，有一些能跟短期目标结合，比如说某家企业需要进入全球供应链，但他的客户要求他必须做到某些方面的合规，这是与他的短期业绩相辅相成的，有些是比较长期的，所以企业要结合自身情况选定不同的实践目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自己的策略。
周涛：我非常同意，因为我们很难面面俱到。但一个宗旨是，践行ESG无论是一把手工程，还是公司基本的价值观，肯定是需要坚持不懈去做的。在帝斯曼，我们把自己的专长跟5项联合国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挂钩，并且要确保目标的落实，比如我们公司高管的奖金是跟ESG指标挂钩的。每个业务部门都有相关的考核指标，帝斯曼还设定了内部碳价，目前二氧化碳当量的价格已经从50欧元提升至100欧元，进一步促进各部门投资和运营决策向碳中和运营转型，并扩展到产业链上下游的温室气体减排。
HBR中文版：在实践过程中，你们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未来会出现挑战的领域在哪些地方？
周涛：刚才前面关于平衡全球和中国的问题，我给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回答，但我也想说，的确中国很不一样，在现在这个环境下，中国也有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实践ESG肯定要结合政府提出的要求，就像中国需要不同的产品解决方案，在中国做ESG可能跟全球不会完全一样，这一块中国区如何做好沟通，与总部达成共识还是蛮重要的，也是很有挑战的。
吴广宇：我认为还需要全社会的所有企业都行动起来，因为所有企业都是关联的。中国有超过六千万家在册企业，头部企业行动起来以后，下一阶段是如何让全社会所有企业都行动起来，大家共同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所以如何不断提升企业在ESG领域的参与度，以及衡量参与水平，这既是一个挑战，也会是很大的一个机遇。
朱海翔：完全赞同，如果说要让ESG成为共同的目标，肯定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双碳就是一个非常明确、振奋人心的目标，所有企业可以为之共同努力。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如何能够把大家放在一个起跑线上，找到合理的基准线，因为对于一些碳排放比较高的企业，它可能直接改变竞争格局，这个是我们整个社会共同推进ESG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点。
廖琦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廖琦菁 | 文 李源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