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任何商学院，比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更在意如何面对一个分裂与冲突的世界。
1957年于美苏冷战时期在法国创立，INSEAD坚信：商业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工具，更是跨越分歧、推动理解与合作的力量。六十多年过去，定位为“面向全球的商学院”（The Business School for the World）的INSEAD依然以高度国际化、多元与责任感为旗帜，努力在冲突频发的世界中，为商业教育赋予更高的公共价值。
在院长弗朗西斯科·韦洛索（Francisco Veloso）教授看来，INSEAD所坚持的“学术即责任”“多元即力量”在当下这个时代更具意义。“我们不追求制造声音，而是培养能够创造解决方案的人。”2025年6月，在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交谈中，韦洛索如是说。
INSEAD致力于培养下一代“负责任的领导者”。无论是努力营造安全包容的学术环境、还是引导学生理解技术伦理，抑或是培养学生的判断力与责任感，这所商学院相信，面对纷争世界的各种挑战，商业可以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此也必须不断拓展商业教育的边界。
减轻不良行为对世界的伤害
HBR中文版：作为一家“面向全球的商学院”，你们如何让商业教育适应当今全球格局的变化？
韦洛索：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学生来自80多个国家，在课堂上，任何一个国籍学生的比例都不超过12%。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班级中有60%的人来自同一个国家，其他国家只占一两个名额，和多种国籍平均分布的情况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学习氛围。
我们在核心课程中一直设有“商业与公共政策”的课程，不仅是了解政治和政策对商业的影响，更是探讨国际合作对商业的推动作用，这也得益于我们高度国际化的学生群体。而在大多数商学院，公共政策往往只是一个“额外”模块。
我想说的是，如今世界上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太欣慰的发展趋势——这些趋势正筑起壁垒，而不是拆除它们——这反而更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价值所在。因为随着分隔越来越多，像我们的毕业生这样理解并且经历过跨国挑战的人，变得尤为宝贵。我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其中，促进对话，帮助解决问题。因为这正是我们关心的——解决方案，我们关心的是行动，关心的是带来改变。
尽管全球化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倒退，但相较于1957年我们成立时，如今的世界依然远远更加全球化，我们依然相信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虽然我们只是一所学校，就像化学中的催化剂，体积很小，但能在混合物中引发巨大的反应效果。我们也这样看待自己——成为变革的催化剂，成为缓解矛盾的催化剂。
HBR中文版：具体怎么实现？会在公共议题中发声吗？
韦洛索：我们内部确实进行过这样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公开发声并不是我们为世界作出贡献的方式。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如此多元的社群，一旦站队表达某一种特定立场，社群中其他成员可能会觉得被边缘化，没有受到同等重视。
我们不应陷入必须对每件事都发表看法的困境，我们的职责是营造一个环境，让每一个个体的声音都能够被听见、被支持，让大家能够在辩论中学习与成长，通过赋能学生，让他们走出去，在世界上真正采取行动、推动变革。这才是我们的角色。
HBR中文版：怎么营造这种环境？
韦洛索：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们团队的成员，都会在必要时与社群成员沟通，了解他们的感受：你们觉得安全吗？觉得有保障吗？可以畅所欲言吗？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吗？我曾与印度社群的一些成员交谈，他们对当地局势非常担忧，因为他们身边很多人都上前线了。
我们希望确保学生们觉得INSEAD是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如果发生了任何与我们工作环境和原则不符的事情，我们会采取行动。比如，曾出现过一些小冲突，可能是有人说了什么话，影响了其他人。对此，我们会组织对话，尝试弄清楚事情的经过，表明某些言行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期望。
HBR中文版：这种方式听起来比站队更难。
韦洛索：确实如此！我们非常努力地营造这样的氛围。在我们的微观环境中，学生们感受到的是隔阂、壁垒，还是真正的对话？如果有学生告诉我，以色列人不愿意和巴勒斯坦人说话，或者乌克兰人不和俄罗斯人说话，巴基斯坦人不和印度人说话，那我会非常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学校内部已经出现了隔阂。
而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这些对话确实在发生。事实上，这种跨界的连结非常重要，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关键特征。因为在这种局势下，人们很容易被极端
化，陷入“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好人”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
而我们这个多元社群的价值就在于：在任何一个冲突中，总会有人——也许是你的同学、朋友——被另一个冲突涉及、影响。他们的存在提醒你，这些问题不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而是复杂、交织的现实。这些视角不光可以用来看待政经冲突等议题，也可以用在其他维度。比如，一位非常坚定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人，和另一位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交流，相互倾听、相互理解。
HBR中文版：为期1-2年的商学院课程，在其中能起到多大效果？
韦洛索：任何商学院都只能对自己培养的学生产生影响。社会上还有很多力量存在，这些力量并不总是出于良好意图，也不总是以最理性、最有远见的方式看待世界。
我们需要确保在教学中让学生直面这些伦理困境，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做出决策。我在与校友交流时，经常强调这是一种共同责任——学校的责任和校友自身的责任。商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学生毕业变为“校友”后，他们依然会与学校保持联系，这意味着学校可以继续产生影响，提醒他们坚守我们的价值观，牢记责任。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学校不断用自身行为传递使命感，也期待校友们将这种责任承担起来。
AI令人振奋
HBR中文版：十多年前，在线教育的兴起一度被认为是对商学院的威胁。如今，AI正在让知识的获取变得更便捷更普惠。AI会是一种新的威胁吗？
韦洛索：研究生阶段的商业教育，从来不仅仅是知识获取。哈佛商学院非常知名的案例教学法，我们也一直在采用，我们希望学生不仅理解知识，还学会如何思考、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做出商业决策。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AI的出现令人振奋。它带来了两点非常重要的改变：
第一，它使课堂教学更贴近真实商业情境。假设你是一位CEO，销售团队跟你说某个市场销量下滑，我们该怎么办？这时候你就得深入挖掘和提问。AI加入后，你甚至可以直接跟模拟系统互动，问它：“这个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互动方式非常贴近现实，也更符合商业决策的场景。
第二，是AI使教育变得更加个性化。过去教师往往只能面向“平均水平的学生”来设计课程，导致基础较弱或进度较快的学生得不到满足。而现在，你可以借助一些工具，让学习旅程变得更为个性化，比如借助AI让学生更了解自己的技能，更精准地匹配职业规划等等。
当然，这也带来了挑战。因为这一切不会自动发生。这需要投入，需要付出，需要用学术上的领导力去推动教育的边界。
但我确实认为，未来商业教育的重要性只会与日俱增。因为商业管理在AI的影响下，正在并将持续发生巨大变化。我们需要让学生做好准备，去适应一个“算法时代”的管理现实。面对这样的未来，会有许多全新的问题等待我们解答，我个人也对商业教育即将进入的新阶段感到兴奋。
HBR中文版：你们目前在多大程度上将AI融入教学了？
韦洛索：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术引领。INSEAD是一所以知识和研究为驱动的学术机构，这种引领主要来自我们教师队伍的研究。我们在AI上的研究，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比如，有人在研究由AI驱动的初创企业，与传统初创企业在发展路径上的异同；也有人研究组织架构因为AI的引入发生的变化；还有人在探讨AI“低边际成本”特性如何改变劳动力结构等等，涵盖了非常广泛的主题。
接下来就是将这些内容带入课堂实践。举个例子，过去三四年里，在我们开设的选修课程中，涉及AI的课程数量增长非常显著，甚至出现了内容重叠，需要重新协调的情况。当然还包括教学方式的与时俱进，我们要利用这些新工具来提升教学效果。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每位教师正常开展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我们的教师们都在自己专业领域的前沿，比如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等，他们深知AI如何影响自己的领域，并把最新内容带进课堂。这就是作为一个领先商学院的正常状态：始终推动商业教育的边界，不断创新。
HBR中文版：AI进展神速，你们多久进行一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调整？
韦洛索：就像我刚才提及的，我们教学内容变化最直接体现在选修课上，因为选修课通常是一年一变，所以这部分的调整最为及时和重要。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课程体系的整体审查，重点是如何将AI纳入核心课程中。大约四年前，针对ESG我们做过一次类似的全面整合。正因为AI带来的影响如此深远，我们也希望像之前对待ESG那样，系统地审视整个教学体系，而不只是零散地推进。
谈完“教什么”“怎么教”，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教”。因为这些技术对我们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个体，作为工作者，什么是“在AI时代工作”的意义？我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这对我的未来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充满了不确定性，也非常重要。
我们不仅是在培养领导者，更是在培养有责任感的领导者。因此，伦理维度和人文维度非常关键，我们希望确保学生们认识到，他们肩负着责任，AI带来的工具、解决方案和机遇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被使用和利用。
商业本身就是解决方案
HBR中文版：你提到四年前对于ESG的系统审视，如今ESG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你们如何面对这些被“过度政治化”的议题？
韦洛索：对于任何有科学思维的人来说，气候变化对世界构成的威胁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作为一家以研究为基础的商学院，如果无视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不将其纳入教学之中，那就与我们“学术引领”的定位背道而驰了。
现实中，有些议题确实被政治化了。但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以科学与知识为基础来推动我们的工作。我们最初推进ESG，并不是因为它是某种政治趋势；现在，也不会因为它变成了政治争议就放弃它。对于世界来说，迈向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前进。
HBR中文版：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企业发挥作用。
韦洛索：商业本身就是、也必须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无法在没有商业发挥关键作用的情况下解决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这根本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或能力，在全球层面进行所需的投资、开发解决方案。
如果你把那些政治滤镜移除，纯粹从商业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你会看到可持续商业的巨大机遇——从太阳能、风能等新技术，到造纸、白色家电制造等各个行业中全新的商业模式。
比如，我最近在中国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讨论，中国回收利用率的提升，背后是某些关键材料获取的稀缺性所驱动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人们推动回收利用，不一定是因为“这样做对地球有益”，而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获取原材料，这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变。
今年我们与巴西纸浆生产商书赞桉诺（Suzano）展开了合作。作为全球最大的纸张生产商之一，他们的商业模式非常有意思。比如，在种植树木时，书赞桉诺始终坚持提升土地价值——将土地从低价值用途转变为更高价值用途。这种商业模式和理念上的转变，本身就能为世界带来更可持续的视角。
这些事情真正转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让未来的商业领导者具备理解这一点的能力，并推动这一转型。这些内容已被整合进我们所有核心课程中，所以我才说，这些不应被当作一个“独立”的议题，因为这本来就是商业的一部分。而这一切正是我们履行使命——培养下一代负责任领导者的方式。
中国独特的创业之路
HBR中文版：INSEAD与清华大学的双学位项目已开展十余年，你们如何看待这些年中国商业的变化？
韦洛索：多年来，中国过于关注国有企业，因为它们一直被视为推动变革的主力。而如今，中国创业精神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像杭州、深圳这样的城市正在快速崛起，展现出强劲的创业活力，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趋势，因为真正推动经济创新和转型的，往往是创业力量，历来如此，未来也将如此。
几天前我在杭州访问了“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杭州分部”，它是一个为初创企业设立的孵化空间，这种孵化模式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在美国，这样的事情历来是由一些在半导体或互联网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风险投资人推动，他们扶持整个生态系统。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起这样的专业投资者体系和相关能力，我们看到一些不同的模式正在逐渐涌现，试图实现类似的目标。
这种探索非常令人振奋，因为中国会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创业之路。而更重要的是，创业和创新重要性的共识已经形成，而这一切都是以知识为驱动的。中国在高校体系和知识能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已经建立起扎实的知识基础。现在的创新，不再仅仅是对现有知识的重新组合，或是对供应链交付的优化——那是中国过去若干年中的主要做法。中国如今真正拥有了支持深度技术创新发展的坚实知识基础。
HBR中文版：从你的经验判断，这种方式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
韦洛索：在欧洲，一个广泛的讨论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像美国那样形成一个强大的创业型经济体？尽管欧洲拥有坚实的知识基础，也有大量具备创业能力的人才，但这种生态并没有真正形成。原因之一就在于，欧洲依然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在某些创业要素上反而具备相对优势。然而，我认为在资本获取，成长型资本，特别是“聪明资本”（即具备战略眼光与产业洞察的资本）方面的成熟度，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的重要约束。发展这种不受政治意志左右、真正由经济机会驱动的“聪明资本”是非常困难的，很多地区都面临这一挑战性。而在中国，由于国家在许多决策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这种风险可能更大一些。
因此，要想让民间力量、创业精神真正蓬勃发展，中国必须为其腾出空间。我认为这中间孕育着巨大的机会，但关键在于需要以非常谨慎和专业的方式去培育，这也将是商业教育能发挥价值的地方。
廖琦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廖琦菁 | 文 程明霞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