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约翰逊（Daniel M. Johnson） | 文 时青靖 | 编辑
每天都有关于大学学费危机的新闻报道。可是我们寻求解决的危机究竟是什么？是数额惊人的学生债务吗？是迅速攀升的高等教育成本吗？是对助学贷款收取的利息吗？是助学贷款的高违约率吗？还是以上所有都是？
对许多人来说，核心问题是日积月累的助学贷款债务。近1.6万亿美元的助学贷款债务超过了累计的汽车贷款，甚至超过了信用卡债务。按照几乎任何一种定义，这都是危机：对于那些背负助学贷款债务、还款期长达数十年、月供巨大的人来说，这当然是危机。对于承受着高违约率的贷款机构来说，这也是一场危机。或许，对于联邦政府来说也是一场危机，因为它为这些助学贷款作了担保。许多人认为，这对我们的国民经济也是一场危机；支付这笔债务利息给住房、汽车、电器、家具的销售以及度假和奢侈品方面的消费都会浇上一盆冷水。
可是，学生债务只是更大危机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这笔债务在未来势必大幅增加。经济学家预计，到2021年，助学贷款债务会累计达2万亿美元，年增长率为7%，到下一个十年末则会高达或者超过3万亿美元。
助学贷款危机的后果远不止对债务人的财务状况造成影响。除了伴随刚刚成年而来的普通经济压力和金融债务之外，研究表明，那些难以偿还这些如山一般庞大的助学贷款的人中，有许多还经受着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贷款的沉重负担引起的。
助学贷款危机的历史、规模和复杂性，加上环环相扣、相互依赖的高等教育网络——大学、贷款机构和政府机关——都断不允许过于简单化的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让助学贷款行业得到保护，使其免于被迫做出重大变革。这些机构和机关建立了一个融资上层建筑，满足了学生和大学对现金的迫切需求，但却在经受长期的成本效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考验方面一败涂地。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为那些曾经申请或经劝说得到大额、多年期贷款，而贷款如今已经到期的前学生们寻求救济。这一多元的学生债务人群体有着各不相同的复杂情形，这实际上可以保证不会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当前将总额1.6万亿美元的债务转嫁给纳税人的提议并没有通过公平测试，尽管有人在为纳税人援助构建理由，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政府已经帮助了几家大型贷款机构渡过难关。
然而，找到可以辨别学生债务人不同的个人情况和经济状况的现实解决办法是有可能的。一个不错的出发点就是成立一个由两党代表组成的国会委员会(Congressional Commission),专事于助学贷款整治。国会委员会可以确定并提出合理的、广为接受的、国会能够支持并制定成法律的长期策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目前就通过对雇主和员工双方都实行有利税率的方式允许企业支付员工助学贷款而进行的辩论。
更大的问题——也是助学贷款危机的根源——就是上大学及获得学位的高成本。随着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和强制性收费的逐年增加，不断攀升的上大学成本几十年来一直超过了通货膨胀率。要是没有巨额贷款，这会让多数家庭无法企及大学学位。家长、政界人士甚至高等教育的赞助人希望知道何以至此，更重要的是，可以采取何种措施来降低大学成本，或者只是减缓年增长速度。
大学费用上涨的根源不难找到。对于全国1600多所公立学校而言，罪魁祸首就是州级支持的大幅减少；据美国教育委员会所称，自1980年左右以来，各州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一直在缩减。2008年到2018年之间，州拨经费和补贴削减了70多亿美元。许多人所称的“公立高等教育私有化”已经将各州承担的大部分教学成本转嫁给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对学生和学校都造成了破坏性后果。
增加学生就读私立和公立大学成本的其他元凶是年薪百万以上的校长和许多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迅速增加。教练数百万美元的薪水以及助理教练两三倍于教职员的薪水越来越普遍，而且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行政规模的扩大——有人称之为“行政肿胀”——也大大增加了学生付出的高额成本。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形容大学行政机构“过于庞大而多余”。重复、过剩的高成本专业学位课程遍布各州校园。众多例子之一就是公立大学法学院的数量。我自己所在的俄亥俄州，除了私立大学里的三所法学院以外，还有六所公立大学的法学院。费用高昂的州立高教系统办公室，许多雇用了数百名非学术、非教学人员，大大增加了学生的成本。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等一些州拥有好几个系统办公室，更是增加了学生和纳税人的最终支出。
通过更多使用先进教学技术来降低成本的机会正悄然地、策略性地受到规避，这是我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观察到的东西。教师抵制在线教学的学术文章在几乎每个学科的出版物里都可以找到。同样，与其他机构开展削减成本的合作机会也通常因支持校园独立与自治而遭到拒绝。诸如免费电影院、攀岩墙、宿舍楼里的游泳池、保龄球馆、热水浴缸等旨在吸引学生入学的高成本、非学习校园设施更是在价格标签上添筹加码，成本则转嫁给了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大量活动和服务的强制性收费大大加重了亏损，哪怕学生并未要求、并不需要或者并不使用这些附加的“好处”。
我们早该进行真正的、改头换面式的改革。好消息是，我们的工具箱里有工具；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可以改革。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知道上哪里去寻找解决方案——因为太长时间以来，我们全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不过有一件事变得越来越清楚：高等教育高成本和助学贷款危机的解决办法不会来自高等教育机构。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它们的校长、董事会、州高教系统以及华盛顿特区的一打或更多高等教育协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不会成为成本削减改革的源泉。
我们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一个领导改革运动的源泉是学生本身。学生具备迫使我们的学院和大学进行变革的力量。如果数量足够，学生可以给高等教育机构施加削减成本的压力，甚至仅仅通过推迟一两年上学的方式来施加压力——这段时间里，这些学生可以工作、储蓄、旅行和做志愿者。没有了学生的学费和杂费收入，多数学校除了取消费用高昂的多余课程、削减行政支出及全面减少开支之外别无选择。有趣的是，有证据表明，选择退出已经开始出现。201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多达1/5的未来大学生选择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条基于能力而非大学学位的道路。
发动高等教育迫切需要的改革的力量，也许最终在于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数群推迟大学教育一年、两年或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会给多数学院和大学带来成本削减的变革。
这个国家的企业通过寻求新员工的“能力”，而不是要求大学学位也可以在引起必要的改革方面发挥主要的支持作用。那种能力，或者以较快速度发展那种能力的能力，可以来自各种各样的途径，包括在职培训、服兵役、学徒计划、继续教育计划和互联网。
助学贷款危机有解决的办法吗？也许有。不过再次声明，解决办法不会来自高等教育机构本身。它不堪失去的东西太多。但是得到企业界支持、愿意表明立场的学生通过改变现状可以获得一切——他们的自由、他们的经济前途、他们的心理健康以及助其开辟新道路的力量，这条路不再修筑在高等教育本该服务的那些人的背上。
丹尼尔·约翰逊是托莱多大学名誉校长兼公共政策与经济发展杰出大学教授，著有《前途未卜的美国公立高等教育》(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merican Public Higher Education)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