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硅谷”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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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的将来,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一定会形成一个产业生态系统,把公司、研究机构、创业者和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目的是,探索基因(即驱动人体生物机能发育的DNA模板)方面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生命科学的新硅谷,注定会为疾病诊断和治疗开辟颠覆性的新道路。精熟的管理再加上一点点运气,这种形态将长期统治基因组学,创造出工作机会和未来该领域可以依仗的优势。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生态系统将在哪里出现?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都有立标定界的优势。在这一点上,各方都怀有一种负面预想——别人可能占领先机。我们都很清楚,机会开放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某一国家或地区抢占了先手,其余各方就会陷入绝对劣势。美国正在收集退伍军人基因信息,建立大型数据库,这个起步很好。但仍需大量工作,方可把数据转化成可用于诊断和治疗的有效手段,乃至持续创新的源泉。

前期研究突破

政府和私人基金耗资40亿美元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历时13年,终于制作出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在实现了研究突破多年之后的现在,获知个人基因组图谱只需几个星期的时间以及2000美元,对DNA双螺旋中单链的排序甚至可以在瞬间完成。只需1000美元,冰岛某家公司就能根据基因测出你对糖尿病、男性脱发等47种疾病的患病风险和抵御能力。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正在朝着每年对1万条人类基因组进行排序的目标努力,很快医生就可以将基因排序纳入基础诊疗项目。

测序技术已然显示出价值。2009年的首例DNA诊断,是由耶鲁大学基因学家理查德·利夫顿(Richard Lifton)带领的团队完成的,他们发现一名5岁严重脱水患儿的病因是基因突变导致了一种特殊的腹泻,而当时治疗这种腹泻普遍采用膳食疗法。基因排序还发现,一类看似相同的乳腺癌基因谱有所不同,为针对性治疗带来了可能。

基因排序同样带来了经济效益:新的预防手段为患者、保险公司和患者的雇主都节省了费用,基因类药物的研究项目将创造出价值350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和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根据非营利组织巴特尔(Battelle)研究中心的调查,美国的基因测试产业已经创造了11.6万个工作岗位,经济产出达165亿美元。

想要充分利用我们染色体中暗含的数据信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人类基因项目已经确定了人类DNA中30亿个碱基对的序列,但这个图谱也只是提供参考,具体每个人的情况各自不同。而且现在测序也只能诊断出单一突变导致的疾病,这只占基因突变类疾病的5%。还有很多疾病是由多个基因隐含的突变法则,或者遗传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互相作用导致的。

促成产业集群

想让基因科学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就需要“生物信息技术”这一全新领域取得显著的进展。这是最早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定义的集群概念的价值所在。当产业中的参与者各方寻求从碎片式经营转变到更高层面的专业分工时,由生产者、供应商和培训中心构成的产业集群就应运而生。

基因组的集群将囊括跨国公司、研究机构、科学家、学生、投资人、关联产业和现在无法想象的初创企业。尽管生命信息技术中,信息技术的那部分基本只依赖互联网,但集群的地理位置仍然是关键因素,毕竟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要有一个实体的落脚点。研究显示,人们集中在一起解决同类问题有助于推进解决进度。人们在走廊、咖啡厅和火车站相遇,就为交流想法创造了可能。无论如何,要催生创新所需的合作和灵感,实体平台比云平台更好。

政府十分清楚产业集群对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发展的价值,所以也在极力促成此事。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应当如何建立产业集群。现在还没有关于产业集群发展周期的有效理论。

政府支持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似乎十分关键。温哥华的电影产业雇用了5万人,每年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经济贡献10亿美元,这都有赖于当地大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其他形式的协助。但财政刺激只是一部分,政府也可通过基础设施、市场需求、知识储备等手段施加影响。20世纪90年代,为了资助英国剑桥郡的生物技术产业,英国政府投资建设了各种智能基础设施——一个广为所知的机构网络,被称为“东部地区生物技术倡议”(Eastern Region Biotechnology Initiative)。很快,这个产业基地聚集了200多家公司、30多家研究机构和4所研究型医院。在麻纺织业经过几个世纪从敦提逐渐消失之后,苏格兰政府支持该地区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分布更松散的生物技术中心。

对于基因组学来说,政府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扶持是,提供完整的、易于获取的数据资源。随着测序成本的降低和DNA分析的普及,基因数据将会迅速累积。如果这些信息以便于利用的形式存在,研究者就可以利用数据库里的有效信息为复杂的遗传类疾病找到病因。但是,搜集合并其他研究者的实验结果,用以建立数据银行,对科学家个人或研究机构来说缺乏吸引力。他们大都专注于发表文章或为新的方法(或新的生命体)申请专利。因此,各国政府将在这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聚拢基因组数据库

真正有价值的基因组数据库,不仅包括关于DNA的研究与发现,也应该涵盖病症发作方面的信息、患者的家族病史和患者所处的环境状况,理想状态下,甚至还应该搜集饮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资料,例如患者的日常采购清单。这样的数据库将成为极其有价值的创新原动力——催化出看待疾病和治疗的全新视角。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近期开始召集退伍军人提供血液样本、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的信息。这个项目被称作“百万老兵项目”(Million Veteran Program),是因为政府希望能够在五到七年间征召100万名退伍军人参与——他们中大概20%的人确实会使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服务。该项目的目的是帮助研究者了解基因如何影响健康状况。退伍军人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办公室主任罗纳德·普日戈兹基(Ronald M. Przygodzki)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库将会帮助针对罕见疾病的研究者验证研究得到的成果——这是一项壮举。但如果美国希望建立数据库来催生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那么必须收集所有人的基因信息,不单单是退伍军人。而且,必须找到能够迅速收集、整理和核实信息的方式。我们估计,一个百万人的基因组数据库可能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入。

有几个国家和一些组织已经开始逐步促成重要基因组数据库的建立。冰岛政府已经利用大家族病史建立起了国家基因组信息银行。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通过官网向公众提供人类基因组计划数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癌症机构、曼尼托巴大学、英国剑桥研究所和其他很多研究机构正就一个450万美元资助的乳腺癌项目通力协作,也是为了搜集基因组数据,研发药物。

当然,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需要的不只是数据库,还需要政府支持研发,建设科技园和其他设施。过去,美国拥有多个拉动经济的产业集群,但近些年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悄然逝去:计算机芯片制造业逐渐移向中国。如果美国有此远见,为建立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奠定基础,可能会带来引人注目、一箭双雕的结果——全新的产业生态系统将从此改变制药行业的发展路径,同时促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

弗里博兹·嘉德尔(Fariborz Ghadar)、约翰·史维奥克拉(John Sviokla)、迪特里希·斯蒂芬(Dietrich A. Stephan) | 文

弗里博兹·嘉德尔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斯密尔商学院国际商业管理专业教席教授。约翰·史维奥克拉是普华永道咨询公司“战略和创新实践”委托人。迪特里希·斯蒂芬是Personalized Medicine Coalition董事。

李钊 | 译   蒋荟蓉|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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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文特: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在哪里落户

克雷格·文特是最早参与人类基因的科学家之一,他创立了塞莱拉基因组公司、文特研究中心,并与其他人合伙建立了合成基因组公司。前不久,他与《哈佛商业评论》的安德鲁·奥康奈尔(Andrew O’Connell)进行了对话。

HBR:技术是不是使得产业集群的地理位置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克雷格·文特:尽管互联网意味着研究者不需要局限在某个地理位置,但基因组学产业仍然会以某个特定的地方为依托。因为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雇主所在地。比如文特研究所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其中一个原因是那里有高技术人才市场。

拉荷亚(La Jalla)是否有机会成为生命科学的硅谷?

要看怎么讲,你也可以说现在那里就已经有一个产业集群了,包括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文特研究中心、合成基因组公司和其他30到40家公司。这些组织都聚集在几英里的范围内,而且都应用基因组学。

其他哪些地区也有成为产业集群的希望?

波士顿地区正在发展出一个产业集群。英国的基因组学集中于剑桥郡,但是规模相对较小。还有印度,有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优势。中国有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而且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推动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经济产业发展——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个更综合的产业集群。

 

研究控

哎呀,别介意……

学术论文撤稿数量激增,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学术出版物在线数据库2011年收录了超过400则撤稿通知,与前10年年均撤稿约30则的数字相比增加了10倍,而发表的论文数量仅提升了44%。《自然》杂志报道,科研人员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发表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奖励提升,在线格式的审查拓宽,加上现在有了探测学术剽窃和数据捏造的软件。不过,被撤稿的文章比例总体并不算高。

人才

年轻高管为何爱跳槽

莫妮卡·哈莫里(Monika Hamori)、曹杰(Jie Cao,音译)、布拉克·科云朱(Burak Koyuncu) | 文

你也许怀疑自己公司里能干的年轻管理者想跳槽——很有可能。研究显示,现在最抢手的年轻人才,即使看起来一心扑在工作上,也一直在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员工发展项目不足以留住他们。

我们分析了两个包含有世界各地1200多名员工问卷调查结果的大型数据库,并对部分员工进行访谈。研究发现,这些平均年龄30岁的年轻高级人才,尽管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流大学,并具备跨国公司实习经验,但普遍焦虑。其中3/4的人从事第一份工作期间,都会发送简历,联系猎头,接受面试,每年至少一次。近95%的受访者定期进行求职相关活动,如更新简历、搜索潜在雇主信息等。他们平均工作28个月后就会离职。

谁能指责他们?将不断跳槽的管理者的薪资记录与没有跳槽的同侪做一下比较,我们发现,每次跳槽都会带来明显的涨薪。跳槽实际上是促使薪水提升的最大因素。这一点与过去明显不同。长期以来,跳槽都被视为升职的捷径,然而研究表明这种认知只是上一代人的神话,他们那一代升职要付出代价,经常会影响薪资。

对本公司的员工发展规划不满,也是年轻管理人才跳槽的一个诱因。我们询问受访者,雇主为员工职业发展做了什么工作,以及他们的期许如何,发现两者间存在巨大差异。受访者表示,公司通常会满足有关职位本身的发展需求,如提供能够发挥才能的职位和更大的责任,他们自己也很重视这些机会。但他们同样非常重视的培训和指导等正规发展,公司未能充分提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鸿沟?我们认为,原因在于正式培训成本高昂,还可能让员工短期离岗。雇主不愿为可能立刻跳槽的员工投入过多,这一点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会造成恶性循环:员工可能离职,于是公司不愿提供培训,而员工正是因为得不到培训而离职。如果公司能为有才能的年轻管理者提供更均衡的职业发展机会,说不定能留住这些人才。

莫妮卡·哈莫里是马德里IE商学院教授,曹杰是该学院博士生。布拉克·科云朱是法国鲁昂商学院助理教授。

数据控

公司出问题,别拍视频上传

华盛顿大学的弗兰克·霍奇(Frank D. Hodge)的研究表明,公司犯错的新闻以视频形式出现,对潜在投资者造成的影响可能会达到文字信息的两倍。研究者询问一组职业经理人,愿意为某家财务记录相当可靠的公司投资多少,随后让他们观看或阅读一段被迫财务重述的记录,再行询问。阅读文字记录的经理人愿意投资的数目平均下降了13%,观看视频记录的经理人则下降了26%。霍奇说:“在涉及感受的方面,公司要注意视频的强大影响力。”

性别

高端金融职位,女性仍然缺席

诺里·利茨(Nori Gerardo Lietz) | 文

尽管人们在“玻璃天花板”概念出现后的25年里做出了诸多努力,这个现象却依然存在,在最受追捧的金融热门领域尤其严重。对私募、房地产和风投企业的研究表明,女性高级投资专家占比仅为个位数。商学院毕业生中有35%到40%的女性,她们进入学校时对金融行业抱有的热情与男性相当,然而行业现实却是如此。

笔者研究283家美国及欧洲私人投资公司的网站及其他公开信息,汇总了这些公司的员工聘用详情,统计男性和女性员工数量以及在各职能部门的分布情况,并通过每个人的职位来确定其职能。整个公司范围内女性员工比例在17%到23%之间,她们集中于营销、人力资源及其他支持部门。研究涉及的公司有60%完全没有女性高级投资专家。

这个数据还有更多的含义。“直接跟钱打交道”的人员通常收入最高,并负责公司运营。而多项研究显示,管理决策层女性达到一定数量,可以提升公司业绩。

女性高管稀缺,原因何在,如何应对?答案可能在于公司文化、商学院安排、投资者意识以及女性自身的态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研究发现,担任初级投资人员的女性也偏少,平均为14%,因此要改变现状并不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诺里·利茨是Areté Capital合伙人、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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