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07%，同比下降0.12 个百分点；二季度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04%，同比下降0.06 个百分点。不过也有金融机构逆流而上创下不凡业绩。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该行年化资产回报率1.30%，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更位居国有大行之首。同时，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51%，较上年末下降0.01 个百分点，不良率在国有大行中居后。可以说在这场逆水行舟中，建行成绩取得了良好的均衡发展态势。这综合说明，为期近5 年的建行整体转型已经锋芒渐显。
建行的转型案例引起哈佛商学院的关注，并将其作为中国银行业唯一案例进行跟踪研究。哈佛大学校长的全球战略高级顾问、哈佛商学院高管培训课程“中国全球CEO 课程”和“新兴市场经营之道”的学术主任克里希那·帕勒普教授（Krishna G.Palepu）将其编写成案例，并于今年4月25 日首次在哈佛大学上海中心进行案例授课。这标志着建行近年来通过率先推进战略转型、建设最具价值创造力的国际一流银行集团所取得的成果，已经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认可。
美国波士顿当地时间9 月22 日下午，建行前任董事长王洪章应邀走进哈佛大学商学院课堂，以“围炉夜话”的形式，和帕勒普教授、理查德·维尔特教授(Richard H.K Vietor) 以及来自全球的AMP 高管学员展开对话，分享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与银行的转型变革。以下是课堂对话部分摘要。
帕勒普：在中国，经营状况很好的大型银行还需要考虑战略转型吗？
王洪章：实际上，在我来建行之前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是2011 年10 月来到建行，当时建行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中经营状况很好。但如果放到中国经济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动荡与中国经济改革中考虑，就能意识到建行需要改变的地方还有很多。首先，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 多年里，中国的商业银行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的考验。
第二，中国的商业银行包括建行在内是人民币业务为主，基本没有国际化，实质上是境内银行。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体制的国际化，建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这种标准和要求。
第三，中国利率市场化从2005 年以后到2012 年已基本完成，受利差保护的利率政策基本没有。随着利率市场化，利率大幅降低，这个考验对建行会更大。所以说，大型商业银行如果仅靠贷款利率维持利润增长的商业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另外，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对大型商业银行的挑战也是最大的。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如果建行不在互联网金融上推进转型，那么在行业竞争上就会打败仗。可以说，我来建行后“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因为30 年的改革红利等我到建行时已没有了。作为董事长，我每天碰到的最多问题就是改革。所以，你问经营状况好的银行还需要考虑转型吗，答案是肯定的。
维尔特：昨天标普调减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理由是中国的债务水平过高。今天，华尔街日报上专门有一张图表，显示中国的债务水平与GDP 之比已超过300%。我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还可以继续增长，我们需要担心中国危机吗？
王洪章：我也刚看到这条消息。过去，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都讲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包括之前说中国的银行要破产等等，但无论技术上还是实质上，这种说法始终没有成为现实。中国经济现在仍然保持中高速的增长，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和了解要看深一点、看远一点，要真正了解中国经济。中国政府负债率为40%，这个比例不是很高，比较高的是中国企业负债率，在100% 以上。
我始终关注中国金融总量和GDP 比例，实际上，我担心的是中国金融总量太高、太大。我感觉中国金融体制风险还是存在的。为什么我到建行后考虑转型，就是不想仅依靠发放更多的贷款来维系盈利增长。中国政府监管强调逐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减少间接融资比重。这也和中国企业和居民习惯有很大关系，大家都不愿意拿自己的钱去投资，都愿意借钱投资。举个例子，在福建有家IT 企业，员工2000 多人，年营业额是50 多亿元人民币，但最终倒闭了。事后，这家企业副总经理写文章总结了三点教训：一是搞企业不能完全从银行贷款；二是搞企业不能完全依靠民间集资；三是搞企业要量力而行。面对这样的客户群体，银行有很多不能承受之重，但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的现状。
哈佛校友：中国互联网公司和金融科技发展迅猛，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曾看到，原因是什么？中国银行业下一步会怎样发展？
王洪章：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鼓励懂得互联网技术的人才创新创业。互联网技术在中国飞速发展，得益于像马云这样的人。他们了解互联网技术和客户需求，知道未来发展方向，同时具备非常好的发展基础。实际上我们也在不断研究和吸取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经验。今年3 月，建行和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协议，就是为了吸收他们在互联网技术方面的先进管理经验。
但考虑到风险控制、客户选择以及出现差错时客户容忍度，我们不能完全按照阿里巴巴的模式来办建行的互联网金融。在建行出现几块钱的人民币差错，客户就不能容忍，但如果阿里巴巴或其他联网金融公司出现这样的差错，客户就能够容忍。所以，我非常慎重地推广建行自己的互联网技术。比如说，用互联网支付的电商退货率很高，如果建行照搬，建行网点会天天排队，这是建行和阿里巴巴的区别。但是我们向它们学习，也推出了建行自己的电子支付、手机支付和快贷，到目前运行顺利，还没有出现过差错。我们的手机银行、电子银行、ATM 三类账务交易量已经占了建行整体账务交易量的97%，只有3% 左右的业务是客户自己去银行网点办理的交易。
维尔特：2011 年，中国曾经放开了资本管制，2016 年开始，中国监管部门又重新严格控制资本流动，您能否预测一下未来5 年中国金融管制政策的走向？
王洪章：对任何一国的金融监管来说，最核心的都是资本管制。资本管制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中国的经常项目账户已经完全开放，资本项下能开放的也基本都开放了。资本管制政策必须要依据实际情况，特别是当时资本流入和流出情况以及汇率变化情况而制定。因此，现在很难对中国未来五年的资本管控政策进行预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全球经济稳定发展是有极大贡献的，金融体制稳定也是如此。在建行这几年，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关注风险的防控和内控合规管理。像建行这样体量的银行如果出现风险，不仅对银行自身造成损失，对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同样，你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经济，想要一个怎样的中国银行业和一个怎样的建行。希望大家的回答不要受到标普对中国主权评级下调的影响。
帕勒普：中国在过去30 多年中，通过改革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如果未来中国政府以及包括银行业在内的中国金融业能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中国经济的奇迹就一定能够延续。
王洪章：谢谢帕勒普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的判断，我希望大家能多听帕勒普教授的研究，少听标普的。（钮键军 | 编辑）
时青靖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