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18世纪的西方工业革命，打破了农耕社会的格局，开启了人类朝九晚五，围绕机器和工厂每周工作5天的生活。如今，距离18世纪已过去300多年，我们在技术领域的发展令人惊叹，拥有了智能城市、虚拟实境、比特币平均寿命也比当时翻了一番，但我们对待工作和人生的态度却大大落后于技术发展，仍然带有深刻的工业时代烙印，社会常规仍沿袭彼时的制度，思维模式也囿于过去的框架。
以“人口老龄化”为例。老龄社会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最近有数据称，日本社会的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近40%，劳动力短缺，很多老年人70岁还在工作。对这一问题，多数社会的重点都放在养老、医疗等问题上，很少有人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待它——我们不仅仅越来越老，也活得越来越久。更加长寿成为人类的新状态，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应该为这样的状态早做准备，重新规划人生？
《百岁人生》（The 100-Year Lif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暂译名）一书针对这一问题，从独特角度解读了长寿对未来生活的影响，分析了新状态下人类将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如何为更长更多变的人生提前做好准备。《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伦敦采访了该书的作者之一、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就很多有趣的问题与他进行了对谈。
HBR中文版：最初为什么想要研究“百岁人生”这一话题？
安德鲁·斯科特：作为一名微观经济学家，我时刻关注着未来的趋势。而琳达（Lynda Gratton,该书另一位作者）则关注未来的工作和组织行为。我们发现，人们对“老龄化”这个概念理解并不准确。大家都知道人口平均寿命在增长，但重点都放在老化上，忽略了长寿这个角度：人类并非年纪越来越大，而是活得越来越久。
此外，作为一位父亲，我感到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孩子这代人和我们行为明显不同，这和人类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有关。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话题有所了解。不做好准备，我们无法活得更久。
HBR中文版：你们的书中数据大多来自西方，长寿是全球性现象吗？
安德鲁·斯科特：是的，我们可以在全球看到这样的迹象。书中重点关注西方的原因是，富裕国家的人类预期寿命更长，未来大概是100岁。中国发展得也非常快，和30年前相比，现在已经达到70岁-75岁。而富有阶层的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许会活到90岁左右。
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发达国家会率先面对，中国正在经历巨大转变，这个问题将会更加严重。以后会出现更多四代同堂的情况，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HBR中文版：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什么样的行为变化和社会变化？
安德鲁·斯科特：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影响不同。比如50岁左右的人，也许还要再工作整整20年的时间，你要考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做什么工作？强度如何？
而20岁左右的人，知道人生还长，倾向于晚些做某些事，比如结婚。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一半人会选择在21岁结婚，现在一半人在29岁结婚。结婚生子被称作“完全成年”，现在这个年龄推迟了，这是非常重大的转变。
20世纪初，我们没有“青少年”这个概念，到了中期才出现。而现在出现一种新阶段：18-30岁之间，不属于青少年，但也没有完全成年。这些人没结婚、没有房产、没有孩子、享受生活，保持选择的开放性、尝试不同的事、寻找自我。这些变化都是应对长寿很自然的选择。在重塑新的社会规范之前，因为无法复制父母的做法，我们也许会感到茫然无措。但很快会找到新的规律。
其实很好理解，70年的人生和100年的人生相比，就像10英里和50英里的比赛。10英里竞赛你会很快跑到1英里，50英里则不是。所以和上一代相比，这代人不喜欢承诺，而是保持选择的开放性。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为“可能性”投资。如果寿命更长，有选择成为一件重要且有价值的事情。
HBR中文版：传统人生分为“三段式”，你认为未来三段式的人生将会被“多段式”人生取代？
安德鲁·斯科特：是的。现在西方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如果我们能活到100岁，除非你有很多钱，否则很难在65岁退休。第一种解决办法是延长工作年限，但一刻不停地工作60年太辛苦，不是好方法。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有“多阶段职业”的概念，不是一项工作干到老，而是将人生分割成不同阶段。
这种多段式人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某个时刻你对做了30几年的职业感到厌倦，想换个工作。或者你本人不想改变，但行业被颠覆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改变，我们都须学习新技能、构建新的人际网络、展开新职业。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希望实现不同的平衡，比如某些年龄段我们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钱，须供房或攒养老金。几年后，你可能想放缓节奏，不想那么忙了——我们称其为“探索阶段”。休息一下，去旅行等等，18岁、30岁、50岁去做都行。还有一个阶段我们称为“独立生产者（independent producer）”,有点像创业。但不一定要开创新事业，也许只是做些事情，赚点足够应付日常开销的收入。在西方，我们看到很多人在20岁和60岁左右都有这样的阶段。类似“快闪店铺”和“零工经济”。
HBR中文版：但从职业角度讲，我们仍然需要较长时间积累工作经验和获得财务保障，以便获得更大发展，如何调节这两种需求？
安德鲁·斯科特：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百岁人生，我们将拥有更长的职业生涯。如果你活到75岁，工作到60岁退休，大学学的东西可能还能够适应现实需要。但如果你活到100岁，工作到80岁，技术已经发生了改变，20多岁时在大学学到的东西不可能还符合现实需求，所以要重回学校接受教育。可能你要在50岁时专门花2-3年的时间全职学习，或者通过夜校或网上课程学习。
另外，财务保障固然重要，但还有三种无形资产对长寿也至关重要。一种是生产性资产（productive assets）,也就是你的知识和技能；第二种是你的生命力资产(vitality assets),精神与身体健康、社会关系和友谊。第三是转型资产（transformational assets），也就是应对变化的能力。
一生中，我们要投资这三种资产，在“三段式”人生中，我们会集中在早年投资生产性资产，而在多段式人生中，人生充满变化。转变是非常困难的过程，想要更好地应对它，须利用好休闲时间（recreation），英文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再创造，你要在休闲的同时再创造。可以投资技能、社交圈或友谊等等，为改变做好准备。
HBR中文版：可否详细说一下转型资产具体指什么？
安德鲁·斯科特：在三段式的人生中，因为我们无须经历太多变动，应对变动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大家人生的变动都发生在差不多的时期,步伐一致。这种一致性是很强的社会压力。不跟上步伐，会遭到异样眼光。比如，如果你在30岁忽然要休息一年，会遭到质疑。
但如果这一生要经历很多变动，我们就要学会擅长应对。变动会令人感到不舒服，人类学家用“阈限”（liminality）来形容改变的过程：在改变的中间时刻，你既非过去的状态，也不是将要达到的状态，这个阶段令人恐慌。那么，该如何支持自己完成这个过程呢？
答案是“返老还童（juvenescence）”，也就是以年轻的方式变老。相比成年人，青少年更适应变化，更灵活。因此，作为成年人，想更好地应对改变，要在成年生活中保有一些青少年的特质——更具玩乐精神和创造性。
此外，还要积极地和有别于自己的人交往，拥有一个这样的社交圈。随着年纪渐长，我们身边的朋友和熟人都和自己很像，这会带来问题。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该从哪里获得新想法呢？如果身边的人都和我一样，我会缺乏改变的动力。因此，想要更好地适应转变，就要让自己去接触更广阔的社交圈和不同的想法。这会令人不适，但却必须要做。
不同文化，对待一致性的态度也截然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许还须应对某些文化挑战。西方男性尤其不擅长应对转变，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对固化。而西方女性因为要工作、结婚生子、重回职场等，所以在转变面前适应力更强。
HBR中文版：对女性来说，因生育被迫退出职场的情况是否也会因寿命延长出现新契机？
安德鲁·斯科特：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无论寿命如何延长，女性生育的最佳年龄仍然没有改变。即使采用冷冻卵子等方式，对职业发展仍有影响。但是，长寿对女性的职业规划总的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人类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关于孩子，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容易获得发展和成功。
比如我要工作到65岁，在30-40岁间花10年养育孩子，会对职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40岁，还有另外30年时间工作，情况就不同了，我会有时间复原和追赶。因此，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后的职业生涯更久，会对女性更有利。
此外，现在的工作结构基本上是全职居多，兼职不像正经工作。但在多段式人生中，有某个阶段，无论男女可能都会选择兼职，工作过程会比较灵活。兼职的污名也会减少，改变工作构成会让我们有更灵活的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给予女性更多时间从生育中恢复，而灵活的工作形式又让他们能够结合工作和养育孩子。
当然长寿对女性职业也有不好的影响，主要是很可能面临四代同堂的情况。四代同堂包括了曾祖父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祖父母健康，他们会帮忙照顾孩子吗？谁来照顾曾祖父母呢？有一种危险的情况是，家中的母亲要照顾所有人，这样将会很糟糕，因为人太多了，负担很重。这将对女性职业和生活平衡带来更艰巨的挑战。
HBR中文版：你认为拒绝改变的人会面临什么风险？
安德鲁·斯科特：这取决于你的年纪。如果你才16岁，已经开始工作，那么（拒绝改变）情况不妙，因为你的技能很快会过时。我最担心西方40-45岁的人。他们大概觉得自己60岁就会退休，但可能要工作到70岁，还有25年的时间，却缺乏技能准备。他们可能会面临被时代淘汰，工资、名望不断下降的情况，晚景凄凉。
中年人不提前计划，就会遭殃。因为你到后来会没有存款，须终生不断工作。如果不懂得投资健康，也可能活不到100岁。而那些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更擅长做长远计划的人，也许会过得更好。
但问题是人类喜欢短期收益，难以放眼长远。当活得更久的时候，计划就变得更加重要，这需要自律和自控精神。
HBR中文版：投资计划是否也需要相应调整？
安德鲁·斯科特：是的，要活得更久，每个人都须比过去存更多的钱。在三段式人生中，我们总认为变老就是人生终点，只须想如何花养老金。但在多阶段人生中，你会在更早的时间因不同原因用到钱，所以这不是关于人生终点的计划，而是人生计划。你要为自己进行再教育和获得新证书、旅行、尝试不同事情攒钱，制定更复杂的财务计划。
而且不能只关注财务状况，资产包括你的金钱、技能、人际关系、身心健康，应对改变的能力等，要全面投资。也许不是同时投资，但要分阶段，哪一阶段关于教育，哪一阶段为了赚钱，哪一阶段为了关系和家庭。其中涉及很多变化和转变。
HBR中文版：也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发展到现在和远古时期相比，拥有了更长的寿命，更好的科技，却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和焦虑，您提到的百岁人生似乎也比现在更加辛苦，更长的寿命真的好吗？
安德鲁·斯科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网站上有一个关于人生满意度的曲线图（life time satisfaction）。人最不幸福的时候是在三段式人生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为了赚钱努力工作的时候。此时你没有投资生产性资产，也没有投资健康和人际关系。但我们为了供养子女，供房，攒养老金等努力工作。在这个阶段，虽然钱的数量在上涨，但其他的东西都在下降。因此，如果我们活得更久，只是延长了第二个阶段，那就太惨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们最不开心。所以我们要有多阶段人生，中间给自己留出休息时间，不要让每段职业生涯都是为了钱而工作。如果不这样做，人生将变得非常残酷。
对于解决方法我还是很乐观的，认为社会最终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有很大的机会来让人生变得更加精彩。
我认为在百岁人生中，两件事会很有趣，第一，在较短的人生中，你的出身和起点非常重要。但在百岁人生中，你也许可以跨越出身，更有机会摆脱阶级。这让你的人生更有自主性。
第二，在三段式人生中，一个人往往一辈子在某个行业工作。而我的孩子将拥有很多不同职业，他们退休的时候，不会说自己是某个行业的人，定义他们职业的，将会是贯穿始终的某种价值。这将是百岁人生给予我们最丰富的游戏——多阶段人生。说到这里有点佛教意味了，我们要思考是什么价值构成了我的人生？当你的人生经历更多转变的时候，才可以更好地打造自己的一生。生命的意义不再仅仅关于家庭、孩子，而是关于自己，最大的价值是定义人生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一种挑战。(李剑| 编辑)
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是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百岁人生》（The 100-Year Life: Living and Working in an Age of Longevity，暂译名）作者之一，该书从独特角度解读了长寿对未来生活的影响，分析了新状态下人类将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如何为更长更多变的人生提前做好准备。
牛文静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伦敦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