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百事集团董事长兼CEO卢英德（Indra Nooyi）突然接到维权投资者尼尔森·佩尔茨（Nelson Peltz）打来的电话。他通知卢英德：特里安基金管理公司（Trian Fund Management）已持有百事公司超过13亿美元的股票；现在特里安公司要求百事收购亿滋国际（其前身是卡夫食品，佩尔茨持有亿滋10亿美元的股权），然后把百事集团一分为二，一部分聚焦于饮料，另一部分聚焦于食品。
这种干预是佩尔茨重施对卡夫食品的故技。佩尔茨曾敦促卡夫CEO艾琳·罗森菲尔德（Irene Rosenfeld）收购吉百利史威士公司，再把合并后的公司划分为全球零食业务（亿滋）和美国食品业务（卡夫）。然而，分割之后的亿滋国际在雀巢、联合利华等国际巨头的夹击中举步维艰。
佩尔茨的要求令人震惊，但在西方商业世界亦非鲜见。作为新兴的股东力量，维权投资者常常在企业与市场互动中扮演决定性角色。这些维权者通常热衷改变公司治理结构，他们最常用的两项举措：取消交错董事会（又称分期分级董事会，其典型特征是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会分成若干组，规定每一组有不同的任期，以使每年都有一组的董事任期届满，每年也只有任期届满的董事被改选——编者注）和“毒丸计划”，与20世纪90年代公共雇员和工会养老基金的做法一脉相承。他们的惯常做法是，让企业背负更多债务同时给予股东更多回报，这种做法让人自然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掠夺者”（Corporate Raider）。事实上，有些维权投资者原本就是企业掠夺者，佩尔茨和卡尔·伊坎就是代表人物。
维权投资者给企业高管和董事会带来极大压力。他们几乎每天都会瞄准一家企业。根据美国顶级律所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的数据，2013年有超过200次维权投资活动；维权投资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增长超过50%。虽然维权投资者所掌管的资金规模仅约为1000亿美元，只占美国公司总市值的1%，但其杠杆效应和示范效应不容小觑。
他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先买入他们认为被低估的股票，然后迫使管理层采取他们认为能提升股票价值的举措，比如给股东更多现金回报或剥离被他们视为拖累股价的业务部门。继而，他们越来越深地介入公司治理——要求获得更多董事会席位、撤换CEO以及宣扬某种公司战略。诸多研究表明，维权投资活动确能提升股价（至少是暂时的）。最近，卢西安·别布丘克（Lucian Bebchuk）、阿龙·布拉夫（Alon Brav）和蒋伟(音译)对1994-2007年间维权投资的研究显示，被维权投资基金盯上的企业，以5年为期的运营业绩普遍有所提高。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认为对冲基金的维权投资对美国企业和美国经济有积极作用。事实上，我们发现它会助长短期主义、过于强调财务指标。但机构投资者通常会跟随维权投资人的投资行为，由此会产生正回报；所以未来此类活动极可能会继续增加而非减少。
总之，站在公司的立场，CEO和董事会应该做好准备迎接维权投资者的挑战，而不是抱怨。
卢德英和百事公司董事会作好了迎接尼尔森·佩尔茨进攻的准备。如下文所述，他们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比佩尔茨提出的“把零食业务分离出去”这一简单粗暴的方案看上去更适合不断变化的市场。明确清晰的战略重点并持之以恒，正是我们找出的高管团队和董事会应对维权投资者挑战、促进组织进步的六条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