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在中国建立首家金融博物馆，组织起金融书院，拨开浮躁与阴谋论的雾霾，力图让人们重新回归书院时代的自由、理性、纯真。他认为，金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撬动公民社会的杠杆。
HBRC:你做金融并购，随后研究金融史，建立金融博物馆、办读书会、写书、登珠峰，驱动你屡屡跨界的动力是什么？
王巍：是好奇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愿意不断尝试新的挑战。实际上，对我而言，做这些事并不存在界限，而是在不断解决问题、打开新天地的过程中，让一切水到渠成。
HBRC:这些都是你事先规划好要做的事吗？
王巍：在中国，做人生规划意义不大，随遇而安就好。我会用多年积累的金融并购经验和商业逻辑来判断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我每天都会面对很多宏大创想，但我会选择否定其中的大部分，不会被热情燃烧自己。博物馆目前只在天津、北京、苏州开设了三家，一年开一家，不能太快；书院里的江湖沙龙很受欢迎，朋友建议一个月办两期，但我认为提高频率可能会降低质量，透支信誉。
HBRC:你如何定义自己现在的角色？是金融家、学者、公知还是冒险家？
王巍：我是一个综合体，只是在“跟着感觉走”。人是一致性个体，各个角色不能割裂开来。很多人说我尖刻、狂妄、以自我为中心，还经常被称为“坏人王巍”和“金融浪子”，我并不否认这些缺点。这些是我的缺点，也是特点。我经常犯错，但我会很透明，很敞亮；我执着于自我的理想，但不会把理想强加于人。也正因为这种身份认同的一致性和透明的态度，我活得很轻松，每个角色都是自己，所做的事都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所有时间都是自己的。
HBRC:对你来说，登顶珠峰的挑战最大吗？
王巍：很多人会把攀登珠峰的过程描绘得出生入死、神乎其神，但在我看来，整个攀登过程就是由一些琐碎而平常的片段组成，所面临的困难也琐碎而实际。比如，如何保暖，食物带多少，腹泻了怎么办等。与种种登顶珠峰的“传说”不同的是，在感到疲倦、想要放弃的时候，支撑我坚持下去的动力不是所谓的理想、信仰，而是下一个据点里的一罐可乐之类的东西。我的收获与感悟也是如此——平凡而丰富。
HBRC:办一场精彩而又理性的读书会的秘诀是什么？
王巍：本着“法乎上者得其中”的理念，我从一开始就把读书会叫做“书院”，希望它能秉持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文精神。所谓“理性”没有一定之规，精彩也难以定义，因此，这些我不会做规划。我只设定底线——不能骂人，不能使用粗俗的语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装。无论是中央银行的部长还是在企业中一言九鼎的领导，到了读书会上，我都力图让他们做最本真的自己。比如，吴晓灵第一次参加读书会时，我并没有预先给她设定谈话主题，我的第一句话是：“大姐，你对于外汇、法制、基金已经讲得很多了，我们不谈这个，你首先是女人，你怎么做妈妈、儿媳、妻子？”在经济学界受人敬仰的许小年教授来读书会时，我问他：“你十七八岁的时候读些什么书？”许小年列举了一串哲学名著，我打断他说：“《少女之心》、《金瓶梅》手抄本读过没？”当所有人都放下了自己固有的公共形象，回归自我，读书会自然会激烈而精彩。
HBRC:你是如何选择书院嘉宾的？
王巍：嘉宾本人要有真性情，符合读书会的底线；其次，参加同一场讨论的嘉宾要有某种“默契”。这种默契并非观念上的一致，相反，我总是希望选择观念相左的人同台辩论、针锋相对。不过，持不同观点的两方嘉宾要水平相当，在智力、学识、谈吐上势均力敌，否则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也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