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一则30秒的电视广告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村播出，那里距离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先锋领航（Vanguard）的总部很近。该广告念道：“当你把钱存在先锋领航时，你就成为了灾难性气候未来的主人。” 这则广告由民间社会组织和金融专家网络SOS赞助，对先锋领航持有化石燃料企业3000亿股票的行为给予了批评。
就在不久前，先锋领航还得到了类似组织的赞扬。2021年初，先锋领航加入了净零排放资产管理人倡议（Net 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 NZAM）。该联盟主要由欧洲投资者组成，旨在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投资组合的净零碳排放。先锋领航CEO蒂姆·巴克利（Tim Buckley）在宣布此举时强调，该公司致力于为“长期股东回报和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提供双赢的解决方案”。
此后不到两年，先锋领航退出了这项倡议。该公司指出，其80%的资产投资于被动管理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经理不会选择基金中的证券，也不会对投资组合公司的战略或运营指手画脚。”此举很快招致强烈反应，阿尔·戈尔（Al Gore）和纽约市审计长布拉德·兰德（Brad Lander）等人士对这一决定提出了批评。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杰西·韦克斯曼（Jessye Waxman）表示：“先锋领航对减轻其投资组合中的气候风险或为其客户减轻气候风险一事从未认真对待过……加入该倡议只是漂绿的行为。”
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一种不太常见但更为深刻的评估是，先锋领航的退出是一种合乎逻辑、诚实无欺的做法，有别于许多资产管理公司的决定，那些公司仍留在NZAM联盟中，同时仍持有化石燃料股票并过度销售ESG产品。先锋领航的错误在于，它在2021年加入NZAM时沉浸在狂喜之中，并过度承诺双赢的解决方案。其退出的决定是回归理性。这是因为先锋领航长期以来对ESG营销人员宣称的东西以及资产管理公司在全球进步的同时提供跑赢市场业绩的能力都采取了更加谨慎的看法。
先锋领航的独到之处
先锋领航的商业模式在三个关键方面区别于大多数同行：它由投资者所拥有；它主要致力于被动的、基于指数的、低费用基金；它专注于3000多万散户（而非机构）投资者。因此，该公司对新产品开发持谨慎态度，而在评估投资趋势时直白坦率。正如投资管理全球负责人约翰·加洛韦（John Galloway）在2022年所言：“除了股东回报，我们没有其他议程。”
事实上，在过去四年的ESG投资热潮中，先锋领航一直保持谨慎。它选择不使用任何基本不相关的外部ESG评级服务，并发表了研究结论，称“ESG投资与基础广泛的投资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因此，先锋领航的大多数ESG产品仍然是负面筛选基金，迎合投资者将某些行业排除在外的偏好。与规模相似的同行相比，该公司约有十分之一产品为ESG产品。
先锋领航退出的原因
先锋领航环境记录的批评者聚焦于两个方面：首先，先锋领航在环境代理方面的投票记录较弱。这一点站得住脚。其次，它退出NZAM的决定在批评者看来似乎是弄巧成拙，他们认为该公司是所有股票市场的普遍股权所有者，因此必须迫使各企业迅速实施碳减排，以防止其整个投资组合变得毫无价值。然而，这一论点在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它忽视了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职责。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责任是，在任何气候情况下为投资者提供回报。为实现特定气候目标而进行的股票选择可能与这一职责相冲突。按照伦敦商学院金融学执行研究员汤姆·戈斯林（Tom Gosling）的说法：
基于越来越不可能的情况进行投资[实现低于1.5摄氏度的升温]会给资产管理公司带来重大的信托责任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客户资本的配置不当：对受益于更快转型的资产过度投资，对受益于较慢转型的资产投资不足。这可能会在经济上给客户造成重大影响。
它夸大了ESG投资的影响。ESG投资定义不清，大多不受监管，且与碳减排几乎没有关系。请看下列示例。2021年 4月，投资者争相全部买进一只新发行产品的股份：贝莱德（BlackRock）的美国碳转型准备基金（U.S. Carbon Readiness Transition Fund）。该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在8小时内筹集了创纪录的12.5亿美元。尽管名字如此，但该基金持有股票的前十大公司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和Alphabet。与大多数ESG基金一样，它偏重于科技和医疗企业，并与标普500指数高度相关。虽然该基金的确持有特斯拉的股份，但它还拥有埃克森美孚（Exxon）和雪佛龙（Chevron）公司的股权。由于美国碳转型准备基金等大多数ESG基金都是基于单一重要性（即地球对公司的影响，而不是公司对地球的影响），所以它们对气候变化或社会公平几乎没有影响。
它将一级市场投资和二级市场投资混为一谈。看到气候技术投资的持续增长一直是件令人鼓舞的事。这类投资为提供地球碳减排解决方案的初创企业提供了新的基础资本，比如交通电气化、电池储能、农业技术和电动汽车。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气候技术风险资本投资在2021年翻了一番，接近1000亿美元（尽管由于利率上升和硅谷银行倒闭后的信贷紧缩，近几个月的投资明显放缓）。相比之下，分配给ESG基金的大部分资金都集中在股票上。ESG基金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主要是科技、医疗和消费类股票——并不向企业提供任何额外的资本。因此，它们是推动碳减排或社会福利的薄弱、间接机制。
它混淆了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先锋领航明白气候变化的危险性。按照该公司的说法，“气候变化……会对企业、金融市场和投资者产生深远的经济影响，从而提供一个重要的、多层面金融风险的明显例子。”即便如此，按照加洛韦的说法，“我们并非是来解决需要政府行动的社会挑战的”，这条道路是先锋领航和其他资产管理公司应该积极支持的。这是因为受托人对可持续投资的承诺尚未让碳排放的弧线向下弯曲。事实上，自从21世纪初ESG一词发明以来，碳排放已经增长了近三分之一。那些“承诺”推动净零碳排放的行业联盟是无法执行的，并可能为政策制定者放弃其责任提供掩护。
下一步该做什么？
贸易协会算作ESG投资的数万亿美元并非地球碳减排所需的数万亿美元。其他类别的投资，包括气候技术和混合（私有和公共）融资，去年对转型的贡献刚刚超过1万亿美元。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然而，要将温度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这一数量只占所需金额的四分之一左右。
根据最近发布的IPCC综合报告，流向化石燃料的资本仍然大于用于气候适应和缓解的资本，然而，“有足够的全球资本来弥补全球投资差距，但在将资本调整用于气候行动方面存在障碍”。消除这些障碍该由政策制定者和跨国机构负责，在发展中世界尤其如此。当系统的激励措施得到重新构想时（比如对碳的社会成本进行适当的定价），资本就会加速流向碳减排。
对何为可持续投资加以明确的监管变化也能够让投资者为更真实的碳减排做出贡献。为此，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名称规则”，以确保基金的内容与它们的名称相符。在欧盟，资产管理公司已经被迫将其基金指定为三种类型之一：传统基金（第6条），促进社会或环境特征的浅绿色基金（第8条），或者以可持续投资为目标的深绿色基金（第9条）。结果，即使第9条的基金数量在去年第四季度下降了40%，加速流入的新客户资金也达到了300亿美元。
这个结果令人鼓舞，预示着ESG投资即将出现分支和净化。那些希望用他们的资金支持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投资者可能很快就会拥有专注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工具。与此同时，那些推动超常回报和影响的混乱、超卖的ESG基金会缩减，并且有望消失。先锋领航退出NZAM，这就承认了双赢的ESG“解决方案”具有局限性，从而明确了以何种途径实施迫在眉睫的碳减排。
肯尼思·普克是弗莱彻学院（Fletcher School）的执业教授，Berkshire Partners公司的顾问董事，曾经担任过Timberland公司的首席运营官。
肯尼思·普克（Kenneth P. Pucker）| 文
时青靖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