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已宣布成立一个由医学和临床专业人士组成的杰出新冠疫情工作组。这组优秀无比的人无疑会制定一种以数据为依据、富有同情心的医疗方法，相比于我们在现任政府下所能够期待的，这会让我们更接近本次疫情的终点线。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工作组遗漏了一类关键的专家：社会和行为科学家。
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们的收获，那就是新冠疫情危机既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行为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战胜此次疫情，我们需要美国人接种疫苗（并且是全剂量的疫苗）来获得群体免疫。如果有关流感疫苗的统计数据可以作为判断依据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行为任务：2018-2019流感季节注射了流感疫苗的六个月及以上的美国人不过一半——远远低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设定的70%。
无论如何，考虑到疫苗开发、生产和分发的挑战，我们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疫苗的大规模接种——可能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与此同时，美国人需要采取和坚持其他行为，比如限制他们的社交聚会规模、参与保持社交距离以及戴口罩。这些行为需要坚持不懈地采用——我们知道这一点已被证明很难做到。今天，戴口罩的情况在全美国依然千差万别——从75%到90%不等。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人们认为自己理解社交距离，但是他们在对社交距离进行解释时却不是一以贯之的：比如，有些人并不认为探亲访友违反了社交距离。既然每过一天就意味着又有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意味着我们的医疗卫生系统承受更大的压力，说服人们接受并坚持这项计划就十分紧迫。这些行为必须成为习惯。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基于自己在包括健康在内的许多领域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社会和行为科学家对即将到来的任务十分了解。他们知道，尽管我们有意为之，但我们还是没有注射流感疫苗，或者按时完成预防性筛查。几乎一半的慢性病患者不按医生开的处方服药。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的数据，尽管数十年的研究和宣传罗列出了吃瓜果蔬菜的好处，但是只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吃了足够的水果和蔬菜。
这些行为是由我们自己的身份和环境所促使的：我们的周遭境况；我们受到的制约；我们与之互动的人；以及我们的目标、信念和价值观。这些因素可能因人不同而有巨大差异。比如，在CDC对蔬菜消费的研究中，最不可能吃蔬菜的人群是男性、青年和生活贫困的成年人。潜在的解释各不相同，从背景解释——比如蔬菜供应缺乏或高价——到身份解释，比如男性与吃肉的关联。
因此，一刀切式的行为方法无法让我们实现90%的人按要求戴口罩的比例，或者实现群体免疫所需的疫苗高接种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这意味着65%-70%的人口）。我们需要根据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来对可能戴口罩的人或可能不戴口罩的人进行细分。比如，在我们之前提及的有关社交距离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更高的经济保障、更高层次的信息搜寻和对疫情更高程度的担忧是人们是否参与保持社交距离的关键驱动因素。
基于这个标准，我们确定了四类细分人群：“忧心忡忡的保持社交距离者”“无忧无虑的遵守规定者”“意图与行动不一致者”以及“不问世事的怀疑论者”。后两组中（“怀疑论者”和“意图与行动不一致者”）践行社交距离的比例很低。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需要有针对性地干预。对于“怀疑论者”，利用他们能与之沟通、受他们信任的公众人物——在本例中就是男性共和党人——可以让他们注意并更乐于接受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细致的行为策略。这一策略会承认人类行为的异质性，将人群进行细分，把可能有助于或有碍于遵守规定的关键心理和结构性驱动因素及障碍进行优先排序，并开发和持续完善一套务实的、依据证据的干预措施组合。社会和行为科学家拥有这样的专业知识。
比如，为了让人们遵守隔离措施，一些人需要得到足够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支持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其他人来说，交通不便可能是妨碍他们接受测试的主要障碍。疫苗也同样如此：虽然有人不相信科学，但是也有人相信科学，却与医保系统没有任何关系。让他们接种疫苗需要可以解决门路障碍的解决办法。
拜登的新冠疫情工作组中增加社会和行为科学家（学术型和应用型兼有）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首先，它会帮助拜登政府向全体美国人传递一条一致的信息，即，在抗击本次疫情的过程中，行为，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与医疗创新同等重要。
第二，它会确保我们拥有一个连贯的、以证据为依据的行为策略——这一策略得到研究支持、植根于医学，并被辅以改变行为所需的必要结构性干预。这个小组可以以系统、务实的方式来审视现有的行为数据和证据，并确保行为干预的研究和测试有充足的资金。
拥有在现实世界中实施干预经验的应用行为科学家对于将建议转化为操作“手册”至关重要，以帮助各州和地方机构将指导转变为行动。这一手册会推荐经过检验的干预措施——包括信息传递运动（它也努力抵制错误的信息）——以解决每个个体的一套精确的行为驱动因素。它还可以帮助确保恰当的一套干预措施通过恰当的渠道应用于恰当的人。
最后，工作中增加社会和行为科学家可以帮助拜登政府打造有效执行行为策略所需的伙伴关系。这项任务太过艰巨复杂，集中的团队无法开展。这需要在所有层面上——全球、国家、州和地方——建立伙伴关系，让联邦和州的专家与权威人士、受信任的社区领导者、药房、企业，甚至邻里协会共同努力。正如极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制药公司及其他机构组建了伙伴关系来开发和分发新的新冠疫苗一样，拜登的新工作组需要引进懂得如何大规模应对这些行为挑战的专家、机构和企业——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从国外。
即将就任的拜登政府可以帮助美国应对它在一个多世纪里经历的最严重的健康危机。它是否能成功战胜这一灾祸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均衡部署医疗、行为和结构性的干预措施。通过这样做，它就能拯救数以万计的生命。
博斯曼·斯加耶(Sema Sgaier)尼娜·萨尔达尼亚(Neela Saldanha) | 文
博斯曼·斯加耶是Surgo基金会的共同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兼职助理教授，华盛顿大学全球卫生客座助理教授。尼娜·萨尔达尼亚是一名应用行为科学家，目前为Busara行为经济学中心和Surgo基金会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机构提供咨询。她是阿育王大学社会和行为改变中心的创始董事，目前是The Life You Can Save的董事会成员。
时青靖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