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运动与社会正义 【杂谈】

2016年8月14日,旧金山49人(SanFrancisco 49ers)的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在一次季前赛奏国歌时单膝跪地。起初没人注意,但在他一次又一次单膝跪地之后,终于有人问起原因。他在8月26日解释道:“我不会站起来,以为一个压迫黑人和有色人种国家的国旗为傲。”舆论反应不一,有支持也有反对。

四年半后的现在看来,卡佩尼克当时有先见性的和平抗议产生的效果不容小觑。他的行动引发了一场运动,以及职业运动员对公众影响的反思——还有职业体育联盟放大或雪藏“雇员”所传递的社会信息。

这些联盟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经营者当然非常清楚自己的决定会对利润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出所料,他们对卡佩尼克及其追随者的反应也存在分歧。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NFL)试图压制这名四分卫,在来自球迷、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共和党人的压力加大后,NFL制定了一项禁止在奏国歌时屈膝的禁令。美国男子篮球和女子篮球联盟(NBA与WNBA)强调了一项现有规定,即奏国歌时必须站立,但也鼓励了利于商业运作的异议形式。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Soccer)强调了球员以合适的方式进行和平抗议的权利,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和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Hockey League)则没有制定明确指示。

2017年秋天,卡佩尼克实际上已经被NFL除名,但他仍是社会行动主义的象征。在艾莫·阿伯里(Ahmaud Arbery)、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以及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之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Matter,简称BLM)运动势头强劲,各个联盟的运动员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声量疾呼,响应卡佩尼克的语言和动作,甚至穿上了他的球衣。

在这波抗议中,一些联盟——NBA和WNBA——已经成为企业社会正义的指向标。NFL等其他联盟只是昙花一现。最近出版的两本书,《比赛不只是游戏》(The GameIs Not a Game)和《无畏的橄榄球行动派》(Football’s Fearless Activists)的作者都是资深体育记者,提供了关于体育运动和行动主义发展历程的实用参考资料。

在第一本书中,罗伯特·斯库普·杰克逊(Robert Scoop Jackson)介绍了格雷格·波波维奇(GreggPopovich)和史蒂夫·科尔(Steve Kerr)两位NBA教练、“小皇帝”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等针对有关问题积极发声的人士(当然也有卡佩尼克),还介绍了一些大家深有感触、媒体频繁提及的话题,如“不被尊重的”女性运动员、数据分析的偏见、“橄榄球的伦理和种族道德”。作者精心整合列举了各个角度的特写,呈现出一个与现实世界政治紧密联系,但仍希望与之隔绝的行业。杰克逊写道:“我发现,最高盈利层做决定的大多数,都是离比赛核心文化最远的人。”

第二本书的作者是迈克·弗里曼(Mike Freeman),详细讲述了卡佩尼克的故事,深入挖掘他做出屈膝决定、保守派媒体对他的攻击,以及他被逐出橄榄球界的过程。在形容NFL特派员罗杰·古戴尔(Roger Goodell)对国歌抗议的(不当)处理时,弗里曼直截了当地说:“古戴尔不能像NBA特派员亚当·西尔弗(Adam Silver)那样支持卡佩尼克,因为古戴尔代表了(球队)老板,而大多数老板不喜欢卡佩尼克的做法,害怕其对自己的收入造成影响,或许二者皆有。”

回到2020年,当美国被疫情期间一场呼吁种族正义的抗议所打乱时,NBA和NFL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NBA立即发表声明支持BLM,许多球员参与、甚至带头游行,而没有受到指责。与此同时,NFL则一直保持沉默,直到18名球星发布了一段视频,要求老板站出来发声。古戴尔发布视频回应说,应该及早听取球员意见。

据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ESPN)报道,NBA为了在疫情期间安全度过本赛季,开始在“泡泡”(Bubble,代指隔离赛区)中比赛时,联盟人员投入了很多;并非所有指令都是由管理层发出。球场上贴着BLM贴纸、球衣上印着“说出他们的名字”(Say Their Names)等标语,赛后采访常会涉及社会正义。在另一名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克(Jacob Blake)事件后,球员们抵制比赛,直到NBA同意在选举日开放体育馆作为投票站。而NFL的复赛则大不相同:教练戴着口罩,球员没有戴,而且不在“泡泡”中比赛(因此有更多新冠病例);只有比赛而没有训练(随后几名知名球员受伤);球星在BLM问题上直言不讳,联盟的协调信息姗姗来迟。

为什么这两个最重要、黑人最多的男性联盟在过去一年,应对危机的处理方式如此不同?正如弗里曼和杰克逊指出的那样,《哈佛商业评论》的读者也会明白,这一切都与组织动态有关:结构、文化、权力和利润。

NBA规模比NFL小(NBA有30支球队,每队15名球员;NFL有32支球队,每队55名球员)。NBA约75%的球员是黑人,NFL为70%。NBA更依赖那些拥有较长职业生涯和巨大场外影响力的高薪球星,如勒布朗·詹姆斯和斯蒂芬·库里(Steph Curry),有更强大的球员工会和对球员更有利的集体谈判协议。NBA的联盟高管、球队老板、经理和教练似乎明白,自己的角色是与球员合作,而非监督。此外(可能也是关键),NBA球迷的种族背景比其他联盟的球迷更多元,NBA直白地支持BLM不会像NFL那样对收视率或收入产生影响。

如果有一本记录“泡泡”的书,讲述的会是那些勇敢追随卡佩尼克的球员的故事——而不是勇敢的亿万富翁忽视电子表格的故事,而且和所有营利性组织一样,NBA对利他主义的预算有限。尽管如此,在过去一年的抗议中,NBA(连同WNBA)在展示良好的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NFL,让我们更接近一个把初心置于利益之上的职业体育联盟世界。就目前而言,这是值得称赞的。

拉姆齐·考鲍兹(Ramsey Khabbaz)| 文  

柴茁| 译   蒋荟蓉 |校   孙燕 |编辑

拉姆齐·考鲍兹是《哈佛商业评论》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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