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创新，身在中国的每个人都知道。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奇迹，令七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不是因为创新。这个奇迹的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模仿。中国出生于战后婴儿潮的几亿雄心壮志的工人，提供了似乎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令中国得以投入对其他国家创新的生产制造。一个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国家，以此在一二十年里吸收了世界上最前沿的制造业进步，也因此落得了全球模仿者的名声。
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婴儿潮一代被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千禧一代所替代。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颁布于1979年，旨在让出生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该政策的确发挥了作用，但也造成了新的人口结构问题：如今中国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劳动力不够填补婴儿潮一代留下的空缺。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30年中国适龄工作群体将会比2015年减少8100万，2030年之后人口每年平均将减少760万。这种变化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年轻劳动力减少，中国无法再依靠模仿来供养老龄人群，因此必须转而依靠创新。
中国如何创新？中国能否在全球层面上与在创新基础上打造经济数十年的发达国家竞争？许多人表示怀疑。他们提到，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创新和创新者，而中国则相对较少。2014年3月《哈佛商业评论》刊登雷影娜（Regina M. Abrami）、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和沃伦·麦克法兰（F. Warren McFarlan）三位作者的《中国如何创新》，总结了普遍的看法。作者的论述在当时缜密严谨，但仅仅过了两年，在最短时间内获得十亿美元估值的十家公司里就有八家是中国公司——其中六家成立于文章发表的2014年。
作为一个2020年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仅为14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足以令人吃惊。我们评估创新时显然忽略了某个驱动中国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关注的是提出重大新创意的人和公司，是那种有冲劲、有感召力的英雄角色。以这种标准评估创新，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格外突出。
要理解中国企业在全球崭露头角的驱动力，我们要先认识到，现在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资源：有生之年经历过一系列前所未见的转变的庞大人口，具备了惊人的接纳和适应创新的能力，接受创新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别国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创新生态系统里有几亿极其擅长接受和适应创新的消费者，这才是令中国具备强大全球竞争力的原因。最终评估创新的势必是人们采用创新的意愿。在这一点上，中国所向无敌。
移动支付的发展
2015年，生活在北京的人突然不带现金出门了。似乎只是一夜之间的事，全中国的人都开始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这样的软件，将移动支付融入了日常生活。
中国的移动支付软件无所谓支付数额大小，也无所谓交易是否正式。2015年在成都的时候，我用手机付款买了一台全球品牌的新笔记本电脑，然后走出门店，又用手机在路边买了个煎饼当早餐。
上文提到的卖电脑的人和卖煎饼的人，都不是什么创新者。在我们通常用来评估全球经济体创新水平的体系里，他们并没有多少创新“价值”。可是想一想，九亿多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网民都能自然而然地迅速适应和采用创新，这是什么概念？这会让你拥有足以影响全球竞争格局的经济力量。
移动支付的故事很有启发性，因为移动支付技术在美国和中国几乎是同时出现，因此几乎不必考虑相对创新性因素。2014年Apple Pay在美国推出，一年后出现了Samsung Pay和Android Pay，以及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两边的移动支付在时间和技术方面持平，但推广率相差甚远。2019年年初，苹果高调宣布全世界已有3.83亿台手机激活了Apple Pay，但此时美国只有24%的苹果手机用户用过。而且直到这一年，Apple Pay才超过星巴克只能在自家门店使用的移动应用，登上美国移动支付软件榜首。
中国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微信支付在智能手机用户中赢得了84%的市场渗透率（腾讯微信用户都可以使用微信支付，而微信每月活跃用户有12亿）。这个数据解释了2018年微信单日交易额12亿、ApplePay一个月交易额才10亿的原因，也可以解释2019年中国移动应用交易总额（347万亿人民币，约54万亿美元）何以是美国总额（980亿美元）的551倍。
那么在移动支付方面，哪个国家、哪家公司创新程度更高？有什么影响？
年轻的中国
不可否认，中国的监管环境有利于移动支付发展。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一个尚未得到重视的方面：中国人尝试和信赖新技术的意愿。
真正让移动支付在全中国推广、取得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成功的是人民。要理解中国公众为何具备如此强大的适应力，先从这个词入手——年轻的中国。我用这个词一方面是指中国40岁以下的七亿人，另一方面是指新的国家认同感，后者形成于过去十年，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前十年的“世界工厂”。
近些年的生活经历促使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适应力，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要理解其独特之处，可以参考我的“生活变化指数”，用人的寿命期限内人均GDP变化追踪其一代人经历的经济变化。如图表“生活变化指数”所示，自1990年起在中国生活，总体上生活环境的发展变化速度比世界其他所有地方都快。
如今提起中国的变化速度，我们会关注景观方面的迅速变化——现在和过去差异非常大。但如此一来，我们就忽略了中国人精神风貌的变化。看看图表，还有1989年和现在在上海拍摄的对比照片，你不禁会问，如果换成自己，生活经历了如此之大的变化，自己对进步的期望和对技术和商业的感受会是怎样？
美国千禧一代自1990年起经历了改变人生的重大变化，我就是这一年出生的。先是互联网，然后是手机，接着是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约会软件、手机银行、电动汽车、大数据、基因工程，还有很多很多。1990年美国人看到美国人均GDP增长了约2.7倍，听起来很厉害，但你想一想，1990年出生在中国的人看到人均GDP增长了32倍——整整差了一个数量级。1990年中国GDP还不到全球总值的2%，2019年已经增加到了近19%。
看看这些具体的数字。从2011年到2013年，仅仅三年时间，中国浇筑的混凝土就超过了美国整个20世纪的总量。1990年中国农村每100户人家有一台电冰箱，现在100户人家有96台（开发电冰箱的一大基准是保存食物）。1990年中国只有550万辆汽车，现在是2.7亿，其中340万是电动车，占全球电动车总数的47%。1990年中国有3/4是农村人口，现在近2/3是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增加了近五亿。
印度的反例
把美国和中国放在一起对比，或许并不公平。很多人提到中国移动支付的高普及率是因为“越级提升”——现代化进程短而快，因此得以跳过技术发展中几个冗长缓慢的阶段，而美国都曾经经历过。想想谷歌所说的“下一个十亿用户”市场，互联网用户越级跳过昂贵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第一次接入网络的设备就是便宜的智能手机。印度作为中国在亚洲的“镜像”，也是这个市场的一部分。下面对比一下中国和印度。
中国和印度很适合做比较。两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期建立起现代政体——印度是194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992年两个国家人均GDP皆为350美元左右。两个国家都人口众多，印度人口总体比中国年轻，说明更能接受新技术。两个国家都一样重视理工科教育。
不过，仔细看看数据，就会发现很大的不同。印度只有一半人口使用网络，而且很多印度人对扫码支付心怀抗拒。因此，印度只有约一亿人使用移动支付应用，中国则是8.5亿——即使谷歌的下一个十亿用户项目投入巨资改进印度的基础设施和网络条件，还有其他企业投资，都未能发挥多少作用。这样的差距非同寻常，而且无法解释为中国越级提升。两个国家的移动支付和二维码支付都明显比现金更快、更简单、更安全且更便宜。
究竟如何解释？生活变化指数可以提供答案。过去30年里，印度的人均GDP大体上是线性增长，从350美元以上增长到2000美元以上，而中国几乎是指数级增长，从不到35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以上。这个差异可以解释为何许多中国人愿意扫码，许多印度人却不愿意。重点并不是哪个文化更擅长创新，而是特定的发展生态系统造就了人们对变化、适应和新奇事物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相比，中国人在近些年里不得不适应各种巨大的变化，明白了创新技术可能是自己生存的关键。
弥合创新差距
未来几十年里，要想与中国竞争，其他国家和企业必须进行战略优化：不仅要关注创新输入，大胆想象新的工具和技术，还要关注由于大规模迅速采用而具备了变革意义的创新输出。短期而言，中国明显在输出方面有优势，因为人口众多且善于接纳和适应创新，所以能在创新竞赛里一马当先。但如果中国以外的企业领导者参考下面几条建议，就可以逐渐弥合差距。
关注。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写道，“未来已经到来，只是没有均匀分布。”这个观点就适用于中国。中国在一些地方领先全球市场数年，提供了一窥未来的理想窗口，尤其是数字化和零售趋势。
比如Visa、万事达（Mastercard）等非现金交易领域的其他全球主要竞争者，至今抗拒移动支付，显然是因为不想彻底破坏自己的信用卡帝国。参考中国的情况，这些公司可能会出现“柯达时刻”——数码相机兴起时，柯达错估未来，将自身定位为胶卷公司而非照片公司，这个决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未来全球趋势可能就是现在中国那样，人们在购物、贷款和投资等一切金融事务方面都信赖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平台，不过大型信用卡公司还有机会，可以率先发展全球移动支付，而不是像中国很多银行那样将市场让给科技巨头。
同样，中国的线上及线下零售生态系统比美国早发展几年。在中国的超市和便利店，商品下面常有二维码，用智能手机扫码就能看到该产品的全部经历，比如一片三文鱼的产地以及运输距离。在高科技产品的店里扫码，会看到品牌宣传视频和用户评价。这是阿里巴巴所称的“新零售”，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的常态，因为可以让品牌与顾客直接加深关系。在中国有业务的跨国企业几乎都采用了这种数字先行、面向中国的战略。（美国企业在中国运用的这类战略比现在在本国的版本高级得多。）
这里给我们的教训是，中国消费者期待这样丰富的网络品牌体验。企业倘若无法提供，或者被视为落后，就会在市场中失败。中国会让想在美国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公司看到，如何与消费者建立更好的接点。
模仿。如果你曾经坚信自己独一无二，现在将模仿作为战略可能会让你觉得是认输了。但创新原本就包含发明和模仿两部分。我们不会因为乔布斯借鉴了施乐（Xeros）的鼠标就对苹果有不好的看法。天才总会借鉴别人的创意。要与中国竞争，全球公司必须将模仿纳入武器库——并且愿意使用。
一些精明的外国公司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从中国竞争对手那里寻找创意。Facebook 2019年在聊天功能里加入了支付选项，就是模仿微信五年前在聊天中引入支付、将社交和商业技术融为一体的先驱实践。亚马逊的Prime Day（每年一次的活动，期间Prime会员能够参加各种促销并获得折扣）是模仿淘宝的“双十一”。Instagram的Reels功能借鉴自抖音。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考虑向中国公司借鉴创意的企业可以参考以下方案：
让中国团队主导。我们都知道要针对中国市场进行本土化。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让中国团队主导至少一部分工作。很少有公司让中国团队参与制定全球战略，因此错失良机。对中国团队理所当然的事对于其他团队可能很有启发意义。关于中国本土战略的知识也许可以协助全球战略调整。
拿出最好的。把最好最聪明的人才送去中国，让他们接触最新鲜的创见，扩展可能性的边界。我曾与各种企业的代表交流，从德国汽车制造商到美国零售商，他们告诉我，来中国的部分使命就是学习数字生态系统，总结经验带回本公司。
及时了解中国速度。常有人说，“如果你六个月没去过中国，就不了解现在的中国。”要一直有意识地去了解中国。首先可以尝试每季度从趋势观察者和当地来源获取最新信息。对于全球企业高管而言，介绍当下潮流和体验的视频可能是仅次于亲自前往的好方法。
评估和应用适应性。全球企业应当制定相应标准，评估特定人群的适应性。可以针对各国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群制定对新事物、变化和适应的态度的深层行为评估测试，还可以进一步关注像中国这样适应大规模变革、紧跟潮流的人群。生活变化指数可以用于推测适应性，但不够精确。
这类评估可以对产品开发起到引导作用，让新产品面向乐于接受改变、愿意尝试新技术的人群。一些国家、文化和人群天然更具适应性。在善于接受改变的国家推出产品并进行迭代，可以帮助企业孵化产品，为下一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做好准备，还可以帮助企业决定哪些产品线适合或不适合适应性较低的环境。
优化自身相对较强的部分。适应速度并不是全部，还有一个重点是全球信赖。
如今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全世界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估值是名列第二的中国拼车公司滴滴出行的三倍。
今后西方品牌的课题是，承认中国的强大创新力量，若想抱有竞争力，就必须向中国学习。
中国人必将作为消费者、合作者和竞争者，在全球市场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与中国竞争，不应被视为零和博弈。不过现在要承认，中国最强大的创新资产乃是其具有高度适应性的人群。若能认识到这一点，从中学习，中国的新创新优势将为我们所用。
扎克·迪赫特瓦尔德是Young China Group创始人，著有《年轻的中国：这代人如何改变他们的国家以及全世界》（Young China: How the Restless Generation Will Change Their Countryand the World，圣马丁出版社2018年出版）。
扎克·迪赫特瓦尔德（Zak Dychtwald）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