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学者、顾问、高管和非政府组织领导者提出了一种理论，概述了企业如何在更环保、更具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实现发展。这些被我统称为“可持续发展公司”的人认为，如果企业致力于评估并公开报告其可持续发展业绩，将会有四件事发生：
一、单个企业的社会、环境和治理（ESG）表现将有所提升（因为注意管理ESG评估要素）。
二、可持续发展记录更好的企业股票回报率更高。
三、投资者和消费者会对可持续发展业绩出色的企业予以回报，并对那些落后的企业施加压力。
四、评估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方法会变得更加严格、准确并得到普遍认可。
久而久之，这种良性循环将促成一种更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形式。
乍看之下这种方法似乎有效。2011年《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一篇题为《可持续经济》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表示，他们相信可持续发展很快将“成为经商之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使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简称GRI）标准——现有最全面的标准——提交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的企业数量在过去20年里增加了100倍。与此同时，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lobal SustainableInvestment Alliance）的数据，社会责任投资已增长到30万亿美元以上——占所有专业管理资产的1/3。
然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评估与报告可持续活动的积极影响被夸大了。在报告和可持续投资得以增长的这20年间，碳排放量持续上升，环境破坏加速（见图表“尽管受到高度关注，二氧化碳水平仍在攀升”）。社会不平等也在加剧，举例来说，虽然现在美国上市公司被要求公布CEO和普通员工薪酬中位数的差距，这个差距还是变得更加悬殊了。
事实证明，报告并不代表进步。评估通常不标准、不完整、不准确，会产生误导。在标题上标榜信息披露的新里程碑、大肆宣扬社会责任投资，通常只是空想的“绿色愿望”（greenwishing）——这是前ESG投资经理邓肯·奥斯汀（Duncan Austin）创造的新词。更糟糕的是，对报告的关注可能适得其反，阻碍实质的进步——消耗带宽，夸大收益，分散注意力，使人们看不到进步真正需要的是改变心态、监管和公司行为。
不符合标准
身为可持续发展公司的热心成员，我也曾经犯过这种错误。从1992年至2007年，我供职于Timberland，这是一家致力于将商业与正义思想相结合的鞋类和服装公司。我在那里任职期间（中间有七年担任首席运营官），Timberland的社会责任工作有三大支柱：尊重人权、环境管理和社区服务。
我们认真对待这些承诺。1995年，Timberland开始为员工提供40小时的带薪社区服务时间；它是最早使用可再生能源为工厂供电的上市企业之一；在鞋盒上打印“绿色指数”分数，率先通过包装标识让消费者了解产品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此外，Timberland早在2001年就发布了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8年开始在每季度发布财务报告的同时发布此类文件。我们相信，评估和透明度将促使行业内竞相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并引导投资者和消费者施加健康的压力。
Timberland对商业和正义的关注带来了强劲的财务业绩，并建立了强大的文化。我们甚至还获得了企业公民总统奖。然而，我们认识到，改变一个行业的竞争规则极其困难，需要的远不止个人的行动。此外，报告并不能确保改善环境和社会——尽管人们通常将二者混为一谈。虽然一些研究人员确实发现了ESG业绩与财务回报之间的关系，但目前也只是相关而已。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强劲的ESG业绩是否能带来更好的回报，或者两者是否都是高水平管理的结果。
《可持续经济》一文发表十年之后，第一作者伊冯·舒伊纳德（Yvon Chouinard）——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创始人、一位真正的环保先驱——不再特别乐观。他最近哀叹道：“满世界都是增长、增长、增长，这就是地球毁灭的原因。”其他著名的可持续发展领袖也对评估和报告的前景感到失望。Aspen滑雪公司可持续发展高级副总裁、《实现绿色环保》（Getting GreenDone）一书作者奥登·申德勒（AudenSchendler）称，“评估和报告本身已成为结果，而不是改善环境与社会结果的手段。这就好像一个人决心节食并开始狂热地计算卡路里，但却又继续吃同样数量的奶油夹心饼和奶酪汉堡。”
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局限性也开始在Timberland显现。在我任职期间，尽管领导团队的用意很好，但随着公司收入增长，公司的环境足迹也在增长。从我离开后的某一时起，也是在公司2011年被出售给威富（VF）之后，Timberland因计算困难而不再给鞋盒贴上绿色指数分数的标签。此外，VF也不再单独报告Timberland的碳排放，尽管它披露的集团总体足迹可信度非常高。
报告存在的问题
毫无疑问，关注重大ESG问题可以为单个企业带来更好的社会、环境和财务结果。企业很可能会得到资本成本下降的回报（因为成为了更好的风险管理者），而且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可以提高利润率，提升品牌价值。即便如此，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总体上尚未对社会或这一星球产生太大影响。此外，报告本身也存在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
缺乏授权和审计。多数企业可以自行决定遵循哪里的标准、在其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包含哪些信息。此外，虽然全球90%的最大企业现在都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其中只有少数企业的报告有第三方认证。因此，许多输入的数据具有误导性且不完整。相比之下，财务报告遵循的是统一的标准，而且有仲裁人（在美国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保证合规。
似是而非的目标。2016年一项对4万多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调查的研究表明，只有不到5%的报告企业提到了制约经济增长的生态限制，不到1%的企业表示在开发产品时纳入了符合专家对地球环境安全界限认知的环境目标。相反，多数企业是根据自身能力或愿望来设定目标的。时至今日，基于科学的目标以及相应的企业排放分配指标已变得更加普遍，但仍然未能充分普及。
不透明的供应链。为了追求低成本劳动力而做出的决定，导致供应链高度分散，商品生产商通常远离终端用户。在我最了解的鞋类和服装行业，供应链已经从视野中消失了。在Timberland任职时，我们绝大多数的靴子和鞋子都在Timberland自有工厂生产，这些工厂几乎全都在美国。工厂的工人就是我们的顾客；社会和环境决策对当地产生了影响。现在情况不再如此。如今Timberland至少85%的生产都在海外，主要是亚洲。此外，在整个行业，供应链已变成多级式供应链，承包商越来越多地向分包商外包，难以追踪。审计未能阻止社会和环境的破坏。
不透明性也困扰着其他许多行业，包括食品、汽车和建筑业。沃尔玛的首任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安迪·鲁本（Andy Ruben）指出，“即便是沃尔玛这种有影响力的公司也发现，很难真正了解日益全球化和相互关联的供应链中正在发生的事。”
复杂性。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卫星、传感器、区块链等等）为企业提供了评估和监测其环境影响的新工具。然而，涉及重要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报告仍然存在漏洞。
比如神秘而重要的碳评估。为获得其碳足迹的全貌，企业需要评估三种形式的排放：由自身设施和车辆产生、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排放（归类为范围1）；与其所购电力相关的排放（范围2）；其他所有上游和下游的排放，包括供应商和分销商、员工出差以及用户使用所销售产品产生的排放（范围3）。全球领先的企业碳排放数据采集机构CDP称，披露此类数据的企业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企业真正跟踪和报告了范围3的排放。
这绝不是件小事。对许多企业来说，范围3的排放占了其温室气体影响的大部分。比如，Timberland在2009年估计，其95%以上的碳排放属于范围3——而且无法跟踪。复杂性、工具的缺乏以及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用户缺乏评估，使得企业几乎不可能获得完成排放综述所需的数据（参见图表“跟踪范围3排放的挑战”）。
令人费解的信息。即使对于那些关心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执意获取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消费者来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通常也令人困惑。比如，巴塔哥尼亚称生产一件羊毛外套会产生20磅的二氧化碳，Levi披露的生产和后续护理（洗涤）一条501牛仔裤会给淡水或海洋环境增加48.9克的磷，消费者该如何解读？与温度或卡路里不同，消费者没有直观的参考点来理解许多环境影响的指标。即使是看起来容易掌握的指标也可能令人困惑。看看生产一升瓶装可口可乐所需的水量：使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可口可乐公司得出的结果从不足两升到70升不等。
对发展中国家的忽视。在推行报告的过程中，宣扬可持续发展的人群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和欧洲的上市公司。然而在未来几十年中，消费、排放和社会影响方面的最大增长将出现在中国、印度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已经开始更多地转向本国市场寻求增长。如果希望保护关键的全球资源，这些市场上的企业就需要成为更高效的资源管理者，拥有更强大的治理架构。
可持续投资方面的问题
即使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存在严重缺陷，对可持续投资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并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对不对？
情况要是那样就好了。
我在2000年至2007年担任Timberland首席运营官期间，曾28次与CEO和首席财务官一起向华尔街发布季度业绩。CEO每次都会用1/3的稿子阐述Timberland的正义（或ESG）目的，从来没有收到过针对这部分提出的问题。我最近与一家市值超过3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交流，觉得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太大变化。这位首席财务官说，他在过去的1200次投资者陈述报告中一共收到了三个专门针对ESG事务的问题。即使假设多数投资者都深切关注这些问题，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施加的压力能否带来真正的社会和环境进步。以下列出的是部分原因：
对“可持续”的无益定义。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的数据，被归为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有近2/3属于“负面筛选”基金。这些基金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因为排除了一种或多种投资类别（如烟草或枪支）。这种投资可能会吸引个人投资者，但对跟踪、促进或回报ESG影响几乎毫无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明确以可持续性作为卖点的基金并不总是符合宣传。巴克莱银行（Barclay）2020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20年来的ESG投资，发现可持续发展基金所持股份与传统基金所持股份没有区别，《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项调查显示，2019年的十大ESG基金中，有八支投资于石油和天然气企业。
不可靠的评级。可持续发展运动的一名发起人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1994年提出了报告的“三重底线”框架。这一下打开了闸门：随后其他数十个框架被提出，标准制定机构和评级公司大量涌现。可是，ESG评级机构数量的增长并没有提高可靠性。如前所述，由于数据是自愿共享的，大多未经审计，而且不完整，因此存在结构性的评估与报告问题。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对六家顶级ESG评级公司开展了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同提供商的评级大相径庭……各家评级之间的相关性平均为0.54，范围在0.38到0.71之间。这意味着决策者从ESG评级机构获得的信息相对嘈杂。”此外，评级机构通常好像不知道企业内部实际发生的情况。比如，大众汽车和英国快时尚零售商boohoo在各自丑闻（大众在柴油车排放上的欺骗和boohoo对工厂工人的剥削）曝光之前都获得了ESG评级公司的高分。
标准制定者、评级机构和数据的巨大数量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普华永道（PwC）2016年报告称，虽然100%的受访企业对其提供的信息有信心，但只有不到1/3的投资者也表示有信心。哲学家奥诺拉·奥尼尔（Onora O’Neill）所做的研究帮助解释了原因。她指出：“增加透明度可能会产生大量未整理的信息和错误信息，如果不能加以整理和评估，这些信息只会造成混乱。这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而不是信任。”
缺乏可比性。根据ESG业绩来比较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各公司以不同的方式报告可持续性：据佩鲁贾大学的研究人员所言，51个相关的GRI指标中只有4个出现在各公司3/4以上的GRI报告中。有时甚至很难对一家公司的业绩进行年度比较，因为方法和决策指标不同，或评估同一事物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评估社会责任投资成功与否时的挑战。虽然衡量股本回报率相对简单（尽管将回报率归因于特定因素具有挑战性），但是评估ESG影响则要复杂得多。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关注的都是ESG计划如何影响财务业绩，极少探及ESG投资如何影响员工或自然资源。换言之，如果社会责任投资的目标之一是带来积极的社会和环境结果，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这种投资是否有效？最近的一项研究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证明它有效。研究者认为，绝大多数ESG投资被分配给共同基金，这些共同基金要么远离特定行业（主要是烟草和武器行业），要么将ESG数据纳入购买股票的决策（主要是为了优化财务业绩）。然而，这两种投资策略都没有产生有意义的社会或环境结果。
真正有效的影响力投资难以扩大规模。社会责任投资中一个规模虽小但增长快速的细分部分——影响力投资——专注于解决社会挑战。一些影响力投资者明确表示愿意进行财务权衡；另一些则承诺在不对市场回报率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这里也存在问题。即使会有一部分这样的投资能够带来社会或环境进步的前提，分配给这类投资的资本也远远不足以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允许企业忽略外部效应——企业运作对社会产生的溢出效应——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焦点集中于何处
Timberland的大部分可持续发展努力都投入到了评估和改善公司可以控制的领域，比如在一些建筑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在办公室和零售店安装LED灯泡，并限制承包商工厂的工作时间。真正尝试过改善社会和环境业绩的其他企业总体上也做出了类似的举动：关注系统思考者所称的参数——在不改变更大系统的情况下，可以上下调节来改变性能的刻度盘。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参数很少产生真正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的第一作者、已故的达特茅斯学院系统动力学杰出教授唐奈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分析了影响系统性能的12种干预类型，得出的结论是：参数的作用最小。大概99%的努力都花在了参数上，她写道，“但这些参数没有起到多少杠杆作用。”
能够移动指针的高杠杆干预措施大多不受单个企业的控制。这种干预措施不会在企业界流行，因为需要修改管理企业行为的规则，需要重新给资源定价以应对市场失灵，也需要重新定位公共资产的配置方式和权力的分配方式。
可惜，可持续发展公司对评估和报告的关注——以及“只需要市场变革就足够了”这一基本的前提——可能阻碍了这些急需的结构性转型。误信“创造共享价值”和“循环经济”等过度炒作的方法也可能起了相同作用；这些方法被吹捧为双赢、无痛的解决方案，但支持者援引案例研究而非实证研究作为证据。2019年，气候变化活动家格雷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届缔约方会议（COP25）上的演讲中敏锐地指出，“最大的危险不是无所作为。真正的危险在于，政客和CEO让局面看起来像要发生真正的行动，而事实上除了机巧的会计和新颖的公关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这并不是说投资者和企业不能有所作为。企业努力实现基于科学的目标，有望推动改进。好消息是，苹果和微软等公司正致力于实现净零排放，包括范围3的排放，其时间框架与“地球界线”倡议一致。前不久宝马宣布，供应商碳足迹将是未来采购决策的关键因素，而由谷歌部分资助的联盟Climate TRACE正在开发一种基于卫星的工具，以实时测量包括范围3在内的所有排放量。这些都是好的进展。
但是，要想让全球排放下降，并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社会挑战，我们必须采取更积极的做法。起步阶段可以参考以下建议。
评估少而精。目前的ESG评估官方机构和框架过多，令企业运转不畅、困惑不解，带来沉重负担。所幸，五家主要的标准制定机构和评估机构——包括GRI和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Standards Board）——正在合作精简和协调报告标准，欧洲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nternational FinancialReporting Standards Foundation）则在努力改进报告的惯常做法。我希望最终结果是要求企业达到一个在自然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透明、严格讲求科学性的目标。无论最终普遍采用何种标准，可持续发展报告都必须经由权威仲裁机构授权和审核。
动员。既得利益和体制惯性一直是阻碍进步的巨大障碍。自我监管的尝试带来了增量收益，被企业照单全收，并提供了持续促进增长的压力。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有害，而且还在加速，基层呼吁行动的全球运动——如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和350.org——正在制造民权英雄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所说的“好麻烦”。
把政府资金花在正确的事情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7年全球对化石燃料的补贴超过5万亿美元。在美国，数百亿美元用来补贴包括乙醇在内的生物燃料。这毫无意义。我们正在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加速未来环境破坏的能源。试想一下，如若政府将这些资源投资于碳捕获的研发、建筑改造的激励措施，或者刺激可再生能源更快增长的基础设施，那该多好。
改变系统。高管和投资者按照制度的规则和激励机制运作。如果他们的行为要改变，政府制定并执行的规则也需要改变。更具体地说，需要实现的改变包括：应该阻止企业拉拢监管机构；碳排放应该设定上限或征税，反映其社会成本；应鼓励农业行业从喷吐碳转向封存碳；立法者应禁止建造新的热煤工厂作为一次能源的来源。
此外，正如梅多斯在讨论系统干预的杠杆点时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世界如何运转的思路和假设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可持续的系统最终需要思考模式的根本转变，主流目标从创造财富转变为幸福感，并将注意力从GDP转移到经合组织（OECD）幸福指数等指标。致力于再生农业、重复利用和集体价值等概念的努力，代表着我们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经过20年的努力，应该清楚的是，仅靠市场无法应对日益恶化的社会和环境挑战。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爵士（Sir Paul Collier）很好地总结了这一情况，他说资本主义“不适合自动驾驶”。在其250年的历史中，资本主义周期性地脱轨。这种时候就要由公共政策来让它重回正轨——公共政策以及普通公民、企业和家庭的努力。”
归根结底，企业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系统中。对股东至上的痴迷给高管和投资者带来了好处，但也给年轻一代留下了一份惊人的账单。这张过期发票包括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收入不平等和气候变化。展望未来，稳定和繁荣需要高管领导倡导结构性变革，不再只关注下一季度的营收数字。毕竟，就像可持续发展公司的成员一样，他们也希望传给下一代的世界比自己当初继承的世界更美好。
肯尼斯·普克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商学院高级讲师，波士顿大学奎斯特罗姆商学院讲师。他是Berkshire Partners公司顾问总监，曾任Timberland首席运营官。
肯尼思·普克（Kenneth P. Pucker）| 文
永年 | 译 蒋荟蓉 | 校 李源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