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坐落在上海中心黄浦区的LiLi Time，店面并不在临街第一排，很难从马路上注意到它的招牌。然而，一旦路过它的正门，就很难再移开眼睛：在如今以年轻人为主导消费群体的咖啡业中，很少能看到一家咖啡馆的户外座位上坐着许多中年人。相较于附近其他咖啡馆，工作日下午的LiLi Time，顾客反而更多。
LiLi Time这家店是一栋两层小楼。底层是厨房和座位，二楼除了座位外，还有举办活动和小型沙龙的舞台。楼梯口竖立着大小不一的木板，上面是近期公益活动的介绍，有自闭症孩童的音乐会、老年乐队的演出告示，还有赠送外卖小哥咖啡的活动。
作者到访那天，店里最大的卡座坐满了人——7位聋人顾客正围坐在桌前，通过手语互相交流攀谈。从手语幅度变化之大和时不时的笑容，能看出他们交流的激烈和愉悦。但他们的交流又是十分安静的。做咖啡的是一位年过40的聋人女性，在拉花的间隙会对你递上一个微笑，示意你找另一位高高瘦瘦的男生点单。点单的男生样貌年轻，你能从他的发音吐字中听出后天学习的痕迹，也会惊讶于他从容又主动地与你交流，给你推荐咖啡，指引你付款、落座。
作为咖啡馆，LiLi Time有很多标签：中国第一家B Corp认证咖啡馆、聋人咖啡师、社会企业。但是创始人章莉莉说，她希望LiLi Time没有任何标签。
因为这些标签都只是LiLi Time创办至今偶然的副产品或必然的选择，真正支撑LiLi Time从诞生、到失败后再重启、到疫情自救、到今天与未来发展的，是章莉莉对社区、空间、商业与社会、团队管理的一系列独特的理念与定义。
咖啡只是咖啡店的载体，空间与人的连接，才是LiLi Time生意的本质。聋人员工，并不是公益或爱心，只是一次偶然带来的诸多惊喜。工作应该给员工以价值感和意义感，还有家一般的情感与凝聚力，而不是打卡与KPI。商业应该是一种祝福，让它触达的每个人都被看到。商业也必须在恰当的时机，结合独特的竞争优势，发展出可靠而长久的商业逻辑，而不是靠补贴和情怀。
章莉莉没有受过商学院科班教育，LiLi Time也经历过失败与重启后的多次险境，但是在复盘思考、不断解决各种困难的过程中发展到今天，章莉莉和她的LiLi Time不仅坚持了自己的初心与理念，也发展出了独特的优势。从对咖啡馆生意的重新定义，到残障员工的价值释放与管理方式，以及对商业与社会的理解与探索，LiLi Time都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期待的案例。
以下为章莉莉的自述：
一家咖啡店的初心与“偶然”
2013年，我从德国回上海，一心想要做一个社区咖啡店。
我从小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2000年移居德国后，我无比怀念小时候的邻里关系。这种关系就像是一家包馄饨了，整栋楼都能吃得到；也像是妈妈骂你了，隔壁的阿婆马上闻声赶来。我在德国一待就是13年。尽管我每年都回来，但好像越来越不认识上海了。科技在发展，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发遥远起来。
我想要人们在我所打造的空间里找回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和相识。2013年的上海，社区的概念并没有普及，但咖啡文化却在飞速发展。做一家社区咖啡店，在当时的我看来，既赶上了商业的潮流，又弥补了社区的空缺，还是我作为一个女孩长久以来的梦想，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下定决心开了第一家店。
第一次尝试，我的步子不敢迈得太大。我在静安区找了一个70多平米的小店面，想先从简单的地方开始练练手。我自认为是谨慎的，也给自己留了后路：我拿的德国永居，要是开不下去，大不了回德国。
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这种意外发生：2014年，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了我的店里。他点了杯咖啡，坐下默默喝完，全程没有说话。待我去他的位置上收杯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我是一位聋人，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请问可以来这里学咖啡吗？”
为什么不试试呢？这么想着，我联系了他入职。这位聋人学东西非常快，没过多久就能独立完成咖啡师的工作了。同时，他在这儿工作的经历也在聋人圈子里渐渐传开，越来越多聋人通过他的介绍找到我，有他的同学、朋友。这就是我招聘聋人咖啡师的契机。总有人问我，你招聘聋人，是因为亲戚朋友中有这个群体的人吗？我说不是。他们又会问我，那是不是你很有钱，想要做慈善？我说也不是。我招聘聋人咖啡师，纯粹是偶然的。
但这个偶然带给了我很多惊喜，让我想要继续去做这件事。聋人员工带给我的精神层面的力量，远远超过我给他们的这份工作。他们身上单纯善良的一面，就像小孩子一样，这在职场上太难得了。跟他们一起工作，我很快乐，也感受到了家的感觉。而他们对工作的努力和付出，以及他们学习的积极性，非常让我佩服。他们总会让我觉得，我还真的不如他们。这份力量也是日后让我在失败后重新上路，坚持做一家社会企业咖啡店的原因。
第一次的失败与复盘
但我的第一家咖啡店还是失败了。开店前，由于我要两边飞准备开店的事情，于是只留了我先生在德国。他一边带着刚上幼儿园的孩子，一边在汉堡当地一家有名的咖啡店做“学徒”。他是这家咖啡店的第一位亚裔员工。他从洗盘子、洗杯子开始做起，有机会就在欧洲人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用了两年才“卧底成功”，成为店里第一位亚裔咖啡师。
他回来后，我们开起了这家咖啡店。但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我去教育别人，什么是一杯好的咖啡，为什么我的咖啡价格要比其他家贵。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咖啡的质量必须从源头上就严格把关。我们发现，中国的咖啡豆烘焙工厂基本都是快烘，很少有像德国的那种慢烘。一千克的豆子拿进去快烘，出来就只剩800克。于是，工厂会在高温的情况下给豆子喷上水和香精，这样分量上去了，香味也有了。
当时我觉得这样不行。于是我们自己收购了一个烘焙厂，自己从国外买蓝山咖啡豆，拿到欧盟去做有机认证，再自己做进出口、报关、进到国内来烘。但其实，在2013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整个中国的咖啡市场虽然在进步，但还未进入到一个能让我去教育别人的状态。星巴克才刚刚崛起，来咖啡店消费的客人，平均年龄都是三四十岁，没有年轻人。他们需要的是“上岛咖啡”这种可以提供简餐和抽烟的餐厅，而不是一个畅谈休息的空间。这就相当于，在一个喝红酒要加雪碧的年代，我偏要拿出一瓶拉菲，告诉大家这有多好，要求大家为它买单。
此外，2014年，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包容度也确实不如现在。在招聘聋人做咖啡师后，我们的点单流程也相应进行了一些改良。当客人走进咖啡店时，聋人如果不是刚好面向大门，很难会及时注意到有客人进来。哪怕是有助听器，他们所获得“有客人入店”的消息速度和对此的反应速度仍然会相对慢一些。此外，聋人与客人之间关于点单和服务的沟通成本也会相对较高。于是，我们在门外显眼的地方写上了“这是一家聋人咖啡店”的告示，也在点单处和餐桌上做了标识，告诉客人，如果要加糖加奶，可以做什么手势跟聋人沟通，如果要去卫生间，又要做什么手势。我们也做了一些沟通用的小纸条。尽管如此，当时很多客人仍然会觉得，这样太麻烦了：“我来你这里喝咖啡，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事情？”这也引发了一些误会和挑战。
雇佣残障人士所需要的成本，其实是和雇佣一个健全人一样高的，但需要的人手会更多。如果雇佣健全人，一家店可能只需要2位就够，但如果是残障人士，则需要3-4位，政府也不会给我们任何补贴。加之上海高昂的租金、顾客支付能力的不足等原因，最终造成了我们的失败。
失败后，我和其他创始人坐下来复盘和商讨，要不要再继续开一家咖啡店？我又想起了给自己留的后路：回到德国去。在一个咖啡文化发达的地方，至少开店的经济压力不会像在上海这么大。但我总觉得，聋人小伙伴身上的才华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故事也应该被更多的人听见，他们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同时和他们在一起，我也学会了什么是感恩——当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原来能够说话这件事也是需要感恩的，我突然明白了感恩的真正意义。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他们的发声筒。
停止做咖啡店的那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乡村振兴的项目。我虽然是个南方姑娘，个子不高，但我自认为是勇敢的。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一定会需要这份勇敢。我让自己好好地去思考坚持的意义，以及我是否还要再去坚持。在全中国，有2700万以上的聋人，他们的就业领域十分狭窄，需要职业大门和寻找未来新的生活方向。最终，我决定重新启航，再试一次。毕竟，事不过三，还没用完这三次机会，总得试一下吧。
2019年，我卖掉了在上海的唯一一套房子，在黄浦区丽园公园对面一排不临街的店面中选中了一个两层小楼，开了第一家LiLi Time•巷子。
重启“大家庭”
很多人都以为，LiLi Time是以我命名的，其实不是。LiLi是我们的slogan“Love is Life illumed / 爱是被点亮的生活”的简写。而Time指的是你在咖啡店这个空间所经历的时光，也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时光。我希望我的咖啡店仍然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咖啡只是我们的载体，但坐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让爱流动起来。这份爱流动在客人和员工间，也流动在听人（聋人称呼正常人为“听人”）和聋人之间。
LiLi Time仍然延续聘用聋人咖啡师。与他们一起工作，除了对待客人的方式要改变外，员工内部沟通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在刚开始聘用聋人咖啡师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表达的语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且对数字及其不敏感——甚至有时候数1-20的数字，都会数错。
我们正常培训咖啡师的操作流程，都会用文字和数字来表达，比如什么时候在哪里拿杯子，某种咖啡要混合多少毫升牛奶等。但我发现，聋人对数字和文字提不起兴趣。一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字，他们就会抵触、害怕，也记不住。相反，他们特别喜欢用表情包聊天。他们对图像要敏感许多，尤其是颜色丰富的图像。于是，我们自己用插画给聋人咖啡师做了一套培训流程。我们甚至把每种装咖啡的杯子都画在了插画里。
除此之外，制度化管理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迟到。想象一下，我们每天早上会被闹钟叫醒，但聋人只能靠手环震动。如果他们睡得特别熟，很难及时被手环叫醒。此外，在坐公共交通通勤的时候，我们会听报站准点下车，没听到的时候还可以眯一会儿休息。但聋人不一样。他们必须时刻保持注意力，稍微打个瞌睡，就有可能错过报站，导致迟到。
所以有一天，我抛弃了所有的考勤制度。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迟到的，这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我对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如果要迟到了，就一定要在群里说一声，让搭班的同事知道。这不仅能保证工作顺利进行，也是对同事的尊重。
在LiLi Time，我最自豪的就是大家像个大家庭一样工作。没有人有固定的岗位，店长都要去洗杯子。所有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把工作做好。有时候，有的听人店长会向我抱怨：“莉莉姐，管理聋人太难了。同样的话跟他们说10遍，还是没办法理解。”这时我就告诉他，你只能一遍遍地说，10遍不行说20遍，没有别的办法。
我一开始也觉得，为什么说了很多遍的话，他们好像听懂了，但其实又听不懂。比如我让他们去拿个蓝色的水杯，有人点点头，结果拿个红色的杯子回来。我说不对，要蓝色的，他又会点点头，拿一个黑色的回来。后来我明白了，这就跟我英文不好是一个道理。当老外用英文跟我讲话时，哪怕我听不懂，我也会说yes，不会说no，因为我没有太多的语言可以去继续对话、解释这个no。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管理办法就是足够的耐心和爱心。你要允许他们犯错、跌倒，就和普通人一样。
雇佣聋人给我的管理思维带来了改变，同时也为咖啡店带来了不可或缺的价值。除了先前我所提到的精神支持外，还有忠诚。只要店里有事情，聋人员工都是往前冲在第一线的。我们之前接过爱马仕的活动，要做一些户外会议的餐食和花艺的布置。
我们在会场附近租了一个民宿，大家就住在民宿里，通宵准备。那个民宿只有7张床，有些人累了，就轮流休息，有几个人直接熬到天亮。我们有一整辆大卡车的冰箱、烤箱等设备，也是所有人一起负责搬运的。这种一个团队齐心协力的拼劲，在那一刻深深感动到我。
聋人的存在，也让我的咖啡店得以更贴近“空间”的概念。就像我先前所说，他们单纯、友好的态度，很容易让身边的听人同事和顾客放下防备心。在我们的店里，不会发生员工去向顾客要好评和推销产品的事情，因为我们希望当人们来到LiLi Time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自然。当人们在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下。他们才会卸下不必要的防备，敢去释放爱意和善意。这是我们刻意的设计，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接收到的爱是纯粹的，没有目的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聋人的确帮助我打造了这样的空间和氛围。在这个空间里，心打开了，大家的沟通管道不会堵塞，对客人、聋人来说都是双赢。
一家店里的慢与爱，以及去标签
这种“空间感”的极致体现，是在我们前滩太古里店LiLi Time•園子。那家店是太古里邀请我们入驻的。为了感谢他们，我们花了100多万装修这个店面。太古里的消费人群，大多是附近工作的白领。这些白领非常着急，说话快、走路快，做什么都是快节奏。但我希望，至少他们在我们店里时，是轻松而悠闲的。因此，我们的聋人咖啡师给店铺开创了一种新型的产品展示方式。在太古里店，我们会放舒缓的音乐，聋人咖啡师会走到顾客面前，为顾客展示咖啡豆，让顾客闻到咖啡的香味，并在顾客面前现做手冲咖啡。
这种方式不仅舒缓了顾客的心情，也让顾客被咖啡师吸引，转而慢慢被带进聋人咖啡师的节奏中。太古里的这家店想表达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对自己友善，对他人尊重，对生活尽责，对世界有爱。所以，通过这样的设计，让客人们在聋人咖啡师的带领下，进入一个缓慢静谧的时间，放下平日的焦虑。我相信，在聋人咖啡师为客人手冲咖啡的这两三分钟里，他们一定是平静的。
从另一种角度说，这也符合我一开始想要做一个“有爱的社区”的想法。我希望顾客是有爱的，而工作的残障人士也能从这份工作里找到自己的价值。LiLi Time巷子店有一款独一无二的甜品，叫“杨妈妈的蛋糕”。杨妈妈是我们店里一位聋人咖啡师，她喜欢做蛋糕，更喜欢把做好的食物塞给大家吃，如果大家吃了，她就开心；大家不吃，她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好吃，就像妈妈一样。
杨妈妈平时很少出现在客人面前，更多是在后厨。但其实，杨妈妈性格活泼，也很希望像同事一样能走到客人面前。“杨妈妈的蛋糕”给了她与人交流的机会。如果有客人点了杨妈妈的蛋糕，她就会自己端给客人，寻求客人对蛋糕的反馈。
但想要残障人士从工作中找到自我价值，并非仅仅让他们走到人群面前这么简单。在过去，聋人大多从事工厂流水线工作，现在许多年轻人主要学设计，然后被分配到一些单位里。有些单位招聘他们，其实只是为了完成社会任务，并非真正需要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有升职的机会，也不会有真正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事情干。
这样的工作，只会造成两个情况：滋养他们的惰性，抑或是消灭他们工作的意义，对他们的自我成长毫无帮助。而我想做的并不是给他们一份糊口的工作这么简单。我希望通过自己走出来的这条路，证明给别人看，残障人士也是专业的，是值得被看见的。我认为只有自负盈亏，满足主流商业世界中对盈利和品质的要求，才能做到这点。
而且我希望，我的咖啡店任何标签都不要有。人们来这里的目的和去其他咖啡店一样，是为了优美的空间环境、高品质的咖啡，而不是为了扶贫助残、献爱心。因为献爱心是一次性的，只有真正做好服务，才能让店铺可持续发展，我所雇佣的聋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工作价值。
让商业成为一种祝福
在我开始创办LiLi Time之初，我就决定了，我想用我的咖啡店的商业模式去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我也想通过LiLi Time这个品牌告诉大家：让商业成为祝福他人、祝福社会的一件事。所以，在我们店里不仅有聋人咖啡师、聋人花艺师、聋人画家和聋人烘焙师，还有每个周末的年轻人的素人演唱会，自闭症青少年的音乐会及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年吉他乐队。在咖啡店这样一个空间里，让人与人可以彼此平等地被看见，撕掉大众对特殊群体的一些标签，让他们可以真正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去发光，去实现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自我价值。
在某次B Corps China机构到访巷子店后，我了解到了关于B Corp共益企业的信息。“共益”就是共同受益的意思， LiLi Time⽤向善的商业⼒量，为社区赋予爱的能量，回归以⼈为本，并关注所有利益相关体的⽣态价值共赢，只做对⼈和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与B Corp的理念不谋⽽合，所以我们团队就萌发了想要申请成为B Corp共益企业的想法。
通过一年多的认证时间，我们成功成为了中国第一家获得B Corp共益企业认证的咖啡店。获得B Corp认证最⼤的欣慰，就是感到⼤家对我们整个团队所做的事的肯定，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小伙伴来说是一份很大的激励和认可。同时，我们也可以找到更多和我们一样的B Corp企业，能与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相遇，在商业合作上也能更快地建立起信任感而碰撞出更多的可能。
LiLi Time是上海第一家认证为中国社会企业的咖啡店，也是中国第一家获得B Corp共益企业认证的咖啡店。更在近日成功通过了国际WELL建筑研究院（IWBI）的独立审核，成为了中国第一家获得WELL健康均等评价（WELL Equity Rating，简称 WER）的企业。这不仅标志着LiLi Time在推动健康、福祉、多元性、公平性、包容性和普适性文化方面的显著努力，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于传统上被边缘化或弱势群体需求的高度敏感性和应对能力。
社会企业是一种介于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中间的企业。尽管相较于营利性企业，对社会企业的衡量标准更多是公益部分，但企业本身不享有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优惠。而共益企业的认证，虽然与社会企业类似，但更偏重商业方面的考量。
我做这些认证的初衷，是为了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我想将LiLi Time和那些走公益流量的组织区分开来。以前，很多人对我说：“老板娘，你肯定很有钱，是赚够了钱才来开这个咖啡店的。”但现在，我拿出这些认证，就能回应他们了——雇佣聋人不用靠公益、靠家产、靠补贴，只要找对自己的商业模式，就能活下去。
疫情自救与未来
我真正感受到社会企业的力量迸发出来，是在疫情期间。坦诚地说，那段时间对LiLi Time是艰难的。我们曾经历过两次自救。在我看来，是社会企业这个身份让这两次自救得以成功，也让LiLi Time能走到今天。
第一次自救是在2020年2月。那时，LiLi Time第一家店（巷子店）才刚刚开了半年。巷子店虽然在黄浦区，但店面并不临街，平时门口放个广告牌都没人会看到。而因为疫情的关店又让情况雪上加霜：
关店就代表没有任何的现金流进账，每月的房租、物业费、社保、公积金等加在一起达5万多的支出，还不包括人工费用。我们马上就要交付3月的房租了，但3月能开门了吗？咖啡店最大的功能，是提供一个让人聚集交流的空间。但在这个阶段，又有多少人会愿意在3月份光临咖啡店呢？
诚然，我们已经开始计划并启动线上平台提供外卖服务。但咖啡不是奶茶，大众对咖啡外送的需求量和消费习惯，再加上20%的外卖平台佣金，使得我们的资金回笼像一个未知数一样无法确定。
——自救信中描述的当时的情况
让我感动的是，我的员工们自发一起写了一封自救信，发布在了LiLi Time的公众号上。也是那次，我们当时的聋人员工，第一次在人们面前把他们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写了出来。小雨写道，“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杨妈妈写道，“我需要这里，我爱这里，我要继续在这里”；高老师也写道，“这里是我追寻梦想的地方，我渴望她能坚持下去，我对她的爱能一直延续”。
那篇文章有8000多的阅读量。发出后，许多客人给我们预支了充值卡，待以后来消费。而我在拿到第一笔钱之后，就急急忙忙去付了房租。
我们顺利撑过了那个冬天，但疫情没有停止的征兆。2022年春天，上海封控，我们又一次走到了悬崖边缘。封控期间，我写了一封信，求街道领导帮忙想想办法联系商委，让我们能和大企业一样，申请成为“保供企业”，进入团购白名单，保持现金流进账。领导回复，说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但我们必须要像其他企业一样，让员工住在店里。
但当时，我们的店里是不具备住宿条件的，且员工还都是聋人。无奈之下，我放弃了这个保供的机会，想着等到解封以后加把劲，快速奔跑，把之前停下的都补回来。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解封后，政府规定餐厅不能开放堂食，只能外卖。但我们从来都没有外卖服务。一是因为，聋人小伙伴不能接电话，而外卖小哥又需要强语言沟通来确定店面位置、订单信息。二是因为，哪怕面对面交流，在口罩之下，聋人小伙伴也无法读懂外卖小哥的唇语。我觉得这是我们不擅长的，也容易打破员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所以一直没有做外卖市场，直播带货也是同理。
但我们那么多员工，全职加兼职，20多个人要等着我发工资，我该怎么办？我还得自己想办法。不能外卖现做咖啡，那我们就卖挂包吧。我想着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疫情的经历、方舱医院的经历……我知道就算解封了，人们心里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完全得到释放。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找到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的事情。于是，我们在挂耳包上手绘了12个疫情期间的感动瞬间。比如，问邻居借一包盐放在门口、隔离回家和宠物团聚、给独居老人做百家饭……售卖咖啡挂包的那篇文章一下子火了，带来40万+的阅读量。很多人说，不单单是我们的故事打动了他们，挂耳包上的画面更给他们带来了力量。
那篇文章的标题叫作“请放心，我们还能活着，只是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在第一次自救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那时候我是悲观的。我们就像在一艘船上，船快没油了，但迟迟看不到大陆。我们最终只能在油尽的时候一起下船。
但做完这第二次自救，我反而更有信心。第二次自救让我明白，社会是需要一家社企咖啡店的，不然我们不会活到现在。太古里邀请我们入驻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企业。他们说，商业最集中的地方，也应该是善意最集中的地方。太古里需要有我们这样的社会企业，而且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勇敢。
我也想让商业社会看到一个社会企业的形象。大家都说，咖啡的市场很大，我们看过连锁店、公益店，但社企咖啡店没看到过吧？社企咖啡店需要什么样的质量和盈利能力？就让我来树立这个标杆吧。
至于未来，我觉得以后一定会碰到更多需要自救的情况，但我的心境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前两个月的收入有一些下滑，但整体来说还好，因为许多企业看到了我们的专业，长期采购我们的服务，包括大量的咖啡、外烩的餐食、花艺的布置等，每个项目都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我们也非常擅长这些业务。
明年会怎么样，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如果以后社会真的不需要我了，我就完美谢幕，但我不会后悔。这也是我对所有聋人员工的期待：就让LiLi Time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加油站吧。他们在这里稍作休息，加满油了，想往哪个方向走就往哪个方向走。而我会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是自由的。
编者注：
社会企业是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投资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采用商业模式进行运作并获取资源，投资者在收回投资之后也不再参与分红，盈余再投资于企业或社区发展。
张雨箫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
张雨箫 | 文 程明霞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