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涌现出了一批拥有最高权力的特定类型领导，他们富有自信心，有控制欲，而且十分注重等级。印度选民于2014年将纳伦德拉·莫迪推上了印度权力宝座；英国奈杰尔·法拉奇亲眼见证了自己的脱欧主张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得到了通过；唐纳德·特朗普在一再承诺“强大”之后，于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专横的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于今年连任。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选民如今会选择这种类型的领导者？我们的研究（最近发表于《美国科学院论文集》）通过探讨这类领导当选的时机和原因，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查阅了进化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它对支配型和威望型这两种不同的领导方式进行了区分。支配型领导者具有独断、自信、有控制欲、果断、专横和令人生畏的特征。其中很多特征都是积极的，但是支配型领导者往往也拥有众多负面特征，例如自恋、咄咄逼人和缺乏合作意识。他们是团队中典型的“男性领袖”，而且他们经常会主动争取领导地位，而不是等待别人授予这一职务。
另一方面，威望型领导指的是受人尊敬、爱戴的德高望重人士。他们不仅有才干，而且还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团队中的其他人。他们被视为文化榜样。最终，这些人因此而树立了威望，而其团队成员则将其推选为领导。支配型和威望型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获取领导职务的策略。然而，威望型领导通常拥有一些讨人喜欢的性格特征（例如亲切），比那些支配型领导更具有社会亲和力。
我们认为，当社会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支配型领导比威望型领导更有吸引力。当人们对未来感到迷茫时，人们会觉得自己对周围的事物缺乏控制，而且难以左右最终的结果。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猜想：由于这种感觉会让人们感到异常无助，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支持他们认为拥有更大权力和控制力的领导来弥补这种落差。在人们看来，支配型（领袖型）领导者通常十分果断，以行动为导向，而且主观能动性强，因此在这类局势中可能会更有吸引力。换句话说，在不确定的时期支持一位支配型领导者是人们试图找回个人控制权的一种举措。这与另一个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该研究发现，这种控制缺乏感会导致人们去支持看似拥有更大掌控力的外部实体，例如政府、神和统治阶级。
我们在多个研究中对这些主张进行了验证。在第一个研究中，我们从美国46个州招聘了750名志愿者，并记录了他们在投票时对希拉里·克林顿或唐纳德·特朗普的倾向性。该数据是在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总统辩论的当天（辩论开始之前）搜集的。我们特意搜集了接近大选日的数据，以确保投票者对总统候选人能够有充分的认识，从而形成明确的倾向。除了说明其投票倾向之外，参与者还提供了其政治理念（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人口特征以及他们所居住地区的邮编。对于每个邮编，我们都会通过统计其所属地的贫困率、失业率和住房闲置率来计算该区域的经济不确定性。
作为预测试，我们招募了另外一组人，并使用经验证的支配型-威望型指数，来衡量克林顿和特朗普的支配度和威望度。在支配度方面，他们对特朗普的打分远高于克林顿；在威望度方面，他们对克林顿的打分远高于特朗普。因此，如果参与者倾向于为特朗普投票，他们将支持支配型领导。
在掌握了参与者的意识形态、人口结构、个人收入和参与者在邮编所属地的居住时间以及邮编所属地的总人口和人口密度之后，我们发现，地区的经济不确定性越大，倾向于为特朗普投票的人越多。这与我们所提出的“经济不确定性会让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支配型领导而不是威望型领导”的观点相吻合。
但是，我们有必要确保研究的结果并不是只能说明人们对于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印象。因此在第二个研究中，我们并没有让人们去评估现实中的候选人，而是向来自美国50个州的约1400名参与者询问了他们更希望所在地的领导是哪种类型，是偏支配型还是偏威望型。我们使用了经验证的支配-威望指数，来询问参与者是否同意下面的看法：“我希望领导者能够走自己的路，不用去在乎他人的想法（支配型）”，或“我希望领导者是一名受其成员尊敬和爱戴的人士（威望型）”。在利用支配-威望指数表明了其偏好之后，参与者提供了其人口特征和所居住的邮政编码。我们采取了第一个研究中的做法，计算了每个邮编所属地区的经济不确定性，并对可能左右参与者领导者偏好的相同变量进行了控制。
随后的分析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参与者支配型领导偏好的关联度相当高，而与参与者威望型领导偏好的关联度成反比。这些发现不仅确认了不确定性在助长支配型领导偏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还显示它能够降低人们对威望型领导的偏好。综上所述，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了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领导类型的选择。
在第三个研究中，我们希望评估这一结果在美国之外的普遍性，并测试个人控制感的缺乏是否是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推手。我们使用了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该机构自198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调查全球各地人民的政治和社会主张。支撑研究的主要变量（偏好支配型领导以及人们对其生活的控制程度）的数据来自69个国家的13.8万多人，时间跨度从1994年一直到当前。我们统计了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经济不确定性的另一个数据组，它将前一年国家失业率的变化作为衡量指标。我们将这两个数据组合并，以验证我们的预测。
我们看到，与我们之前的发现一样，国家失业率的上升与公民对支配型领导者的偏好成正比。失业和缺乏对生活的控制也与其成正比。也就是说，国家的失业率越高，参与者中缺乏控制感的人数就越多。这意味着，高失业率引发的生活控制感的缺乏助长了对支配型领导者的偏好。简而言之，经济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出现缺乏生活控制感，继而导致人们偏好更具支配型特征的领导者。
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我们开展了多个实验室研究。其间，我们可以操控参与者的控制权。我们随机赋予了813名参与者低控制权和高控制权环境，并让他们写下自身所遭遇的、由自身引起或超出他们管控的负面事情。然后，我们向他们描述了什么是支配型和威望型领导，并让他们讲述自己对这两种类型的偏好。与其他研究一样，我们衡量了他们邮编所属地的经济不确定性。
我们发现，与那些处于低控制环境中、经历了低经济不确定性的参与者相比，那些拥有低控制权、经历了高经济不确定性的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支配型领导者。我们还发现，拥有高控制权的参与者对于领导者的偏好没有多少差别，尽管他们所在地的经济不确定性各不相同。
然而，经济不确定性并不是引发上述影响唯一因素。例如，在另一个调查当中，我们告知参与者，美国某个城镇发生了恐怖袭击，而且再次受袭的可能性为百分之百或不确定。那些被告知可能性为不确定的参与者，在即将到来的当地选举中更倾向于支持支配型领导者，这再次说明不确定性可以左右人们对领导者的选择。
该研究还帮助我们理解了公民可能会选择支配型领导者的时间和原因。我们的研究发现表明，任何类型的不确定性都会促使人们选择强权领导者。
我们在过去也曾经历过这种现象。例如，已故的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便得到了众多印度公众的支持。当时，她不顾宪法流程，在印度强制推行“紧急状态”，监禁反对派领袖，并削弱公民权利。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其可能的后果是令人担忧的，因为支配型领导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被人们推上权力宝座，但一旦掌权之后，他们可以通过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进一步增强其吸引力。
综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发现说明，全球之所以涌现出了不少支配型权力主义领导者，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重塑其个人控制权的心理诉求，而个人控制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会受到威胁。虽然支配型领导者有可能会减轻选民对不确定性和缺乏控制权的担忧，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领导在当选之后是否能够实现选民的这一愿望。一旦上任之后，这类领导者便有权制定可能会加剧混乱和不确定性的经济法规和政治政策，从而延长其吸引力以及就任期限。（时青靖 | 编辑）
赫曼特·卡卡是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的博士生。他的研究领域多围绕社会等级制度的自我心理学，尤其是自我动机元素如何影响个人的判断、决定和行为。尼罗·斯万纳罕是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他通过研究地位和权力心理体验，探索社会等级制度如何规范我们的判断和行为。他还研究人们维持自我完整性的动机如何影响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