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领袖正在努力适应当今世界
——短短一年前很少有人能想到现实如此魔幻。无国界世界的神话已经崩塌。开放市场的中流砥柱——美国和英国摇摇欲坠，中国则将自己定位为最坚定不移的全球化拥护者。2016年6月，英国脱欧投票震惊欧盟；随着总统大选的推进，在美国关于全球化的新闻报道越来越负面。
在特朗普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后一周，出于对贸易战升级的担忧，《经济学人》发表了封面文章：《跨国公司撤退》。文中宣称，“跨国公司这一过去30年来最宏伟的商业概念陷入困境”，“规模优势和……套利逐渐消失。”通用电气（GE）董事长兼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就谈论过GE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的“大胆转型”（今年6月，伊梅尔特正式宣布退休——译者注）。
然而，动荡年代中，全球化大撤退真的是人间正道？换言之，虽然没有到收拾行装打道回府的地步，但企业应该以本土化为重吗——把同地生产、销售、甚至创新作为战略选择？根据我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的。试想10年前，商业领袖们认为世界变“平”了，跨国公司不受国界限制，将很快占领全球经济。这些夸大被证明是错的。如今面对新保护主义压力，所谓的全球化大倒退也不过是相反方向的过激反应。尽管关于全球化的某些妄想已逐渐消退（在美国尤为如此），但全球化并未出现严重倒退。即使出现倒退，认为全球化走到尽头的言论也是错误的——录音机上的“倒带键”和“停止键”是两码事。
全面撤退或过于依靠本土化，都会损害公司跨国远程创造价值的能力——跨国公司能利用多种现在依旧有效的全球战略，而这些战略在未来也不会失效。今天的乱象，要有更精细的重新规划跨国战略、组织架构以及社会参与方式。我在本文中会解答关于全球化变与不变的普遍误解，为领导者提供决策指导——在哪里、如何竞争，以及检视跨国公司在复杂世界中的角色。
全球化轨迹
对全球化未来的质疑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浮出水面。但随着宏观经济情况转好，这种忧虑被杂糅纷乱的观点取代。例如，2015年刚过去3周，《华盛顿邮报》就发表了罗伯特·塞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的《飞速全球化》，以及编委会的《全球化走到尽头？》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重要的是让数据说话。为了探究全球化真实的发展状况，史蒂文·奥特曼(Steven Altman)和我编纂了两年一期的DHL全球互联指数（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该指数追踪国际贸易、资本、信息和人口流动（见图表《全球化没有倒车》）。
商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大企业最在乎的指标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跌，但从那之后都没有再经历类似的下跌。贸易在2015经历了巨幅下跌，但主要原因是商品价格跳水和美元升值引发的价格效应。更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降低，部分因为美国打击避税。尽管2016年的全部数据还没出来，但考虑到人口和信息流动等因素，全球化速度很可能会趋于平稳甚至有所增长。
真正江河日下的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共舆论。一份媒体分析提到了几大主流报刊中关于“全球化”的报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英国的《伦敦时报》《卫报》和《金融时报》均表达出负面情绪，2016年对全球化评分下跌。
讽刺的是，实际国际流通数据趋于正面，但舆论对于全球化的突然转向负面，这可能源自一种倾向——即使老练的高管也会极大高估国际商业流动相对于国内活动的强度。换言之，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比实际中全球化程度高得多。（见图表《全球化谬论差距》）
关于全球化深度夸张的看法（即相对于国内，国际活动的多少）会造成劣势。在我进行的调查里，那些高估了全球化强度的参与者更容易轻信关于国际商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错误表述。当商业人士高估了世界真实的全球化程度时，他们就容易在全球运营中低估对各国差异的理解，并对这些差异回应不足。在公共政策领域，领导者容易低估从额外全球化中可能的收获，高估全球化对社会产生的害处。
调查显示，人们也低估了全球化的广度——即国际活动在全球分布的程度，而非集中在小范围内。2007年对《哈佛商业评论》读者的调查中，62%的参与者同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的说法：“公司现在处于国际化、网络化的竞技场，能够实时进行研究合作；不受地理、距离限制，在未来甚至语言也不再是限制。”但是，数据显示实际国际活动还在继续受到上述因素的限制。
为破解诸如此类的“全球化谬误”，我提供两大法则，分别应对全球化深度和广度上的问题。
●半全球化法则：国际商业活动虽多，其程度远无法与国内活动相比。
●距离法则：除距离外，国际交流还受到下列因素制约：文化、行政、地理以及经济。
我在《全球化法则》一书里，详细阐述了这些原则，对未来战略决策十分有帮助——前提是未来人们依旧需要这些原则。鉴于目前甚嚣尘上的保护主义情绪，甚至贸易战可能，这些原则未来还会适用吗？当特朗普当局以及其他政府具体的政策还不明朗时，最佳的压力测试方法是借鉴上次大规模贸易战爆发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化倒退。呼应前面的两大全球化法则，我们学到了最重要的两课。
第一课是：尽管20世纪30年代贸易下跌严重，但并未完全停止。1929年开始的崩盘十分惊人，到了1933年年初，贸易流已经减少了2/3。也就是说，价值减少更多地反应出价格降低，而非数量减少（数量减少不足30%）。即使在崩盘之后，贸易量依旧庞大，战略家不要忽视这一点。
第二课是：距离远近继续阻碍国际商务活动。例如，从1928年到1935年，贸易流和地理距离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变化。共同语言和殖民地联系带来的优势还很强大：其他因素都平等的基础上，具有这些条件上的国家伙伴间贸易额，是不具备条件国家间贸易额的5倍。最终结果是，崩盘前和这些贸易伙伴进行交易的国家（或者国家团体）在崩盘后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让我们来看未来：如果全球贸易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停滞，那么21世纪20年代也不会停滞的预测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关于特朗普时代贸易战的分析显示，未来贸易下降幅度要远小于20世纪30年代。据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估计，如果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然后中、墨两国以牙还牙；那么再加上其他因素，到2019年美国出口会缩减到85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5年美国出口的4%。当然，涉及更广的贸易战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影响都很难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程度。
类似的，虽然大萧条时期贸易深度急剧缩减，但贸易广度却变化不大，那么如今再有贸易战发生，贸易广度也不太会受影响。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因为独立国家越来越多，垂直碎片化供应链也比以前多得多，所以地理距离对商品贸易的可能影响实际上比20世纪30年代的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