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早期，诺曼·福斯特（NormanFoster）作为威利斯·费伯和杜马斯保险公司（Willis Faber & Dumas）总部办公楼的建筑师而声名鹊起。这栋大楼位于英国伊普斯威奇，其节能意识和开放式设计在当时堪称先驱。他的设计作品多达250余件，从伦敦的Swiss Re保险公司总部办公楼（绰号“小黄瓜”）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他的作品赢得了许多世界顶级建筑大奖，他本人受封英国爵士、终身贵族。他是福斯特建筑事务所（Foster + Partners）创始人兼董事长，事务所在世界各地设有15个办公室，共1000名员工，承接项目遍布全球40个国家。
HBR：你是如何成为建筑师的？
福斯特：年轻时我在曼彻斯特读书，一有空就去闲逛，看看城里的建筑。我并不是有意识地想着“我要成为建筑师，所以必须观察这些建筑”，只是被巴顿商场（Barton Arcade）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办公楼之类的建筑吸引。旅行和研究建筑与城市，对于现在的我而言，跟在建筑学院学习时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现在依然是学生。
与其他建筑师合作，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我曾经与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我的妻子温迪在Team 4小组合作，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创业期。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有点像乐队组合，让我们聚在一起的东西里面就包含着日后让我们分离的种子。后来温迪和我一同创立了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所（Foster Associates）。在这个过程中，她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领袖。
你有导师吗？
理查德·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我叫他“布基”（Bucky）。他主张最本质的道德良知，永远提醒我们，要记住地球的脆弱以及人类保护地球的责任。他是那种能从根本上影响你世界观的人。另一个导师是著名的德国平面设计师奥托·艾歇尔（Otl Aicher）。他和布基本质上都是哲学家。还有，我在耶鲁大学遇见的人，特别是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瑟奇·切尔马耶夫（Serge Chermayeff）和文森特·斯库利（Vincent Scully），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保罗·鲁道夫创造了一种极富创意、竞争激烈的工作室氛围，而且有许多名人造访。40多年来，我的工作一直受那种“你可以去做”的方式影响。想想看吧，我们的工作室跟耶鲁其他工作室一样，学期中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始终能够吸引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威利斯·费伯和杜马斯保险公司大楼受到广泛认同，你认为是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建筑设计呼应了公司的氛围和开放式结构。他们公司有2100位员工，但却像家族企业一样。董事知道很多员工的教名，公司管理结构比较松散，且实行“开门”政策，鼓励各层级间轻松地实现沟通。我们的设计是在三层结构中安装扶梯，这是前所未有的，还有中庭和社交场所——游泳池、屋顶花园和餐厅，这些构思都源自一种使工作场所民主化、鼓励社区意识的态度。另外，当时英国弥漫着悲观情绪，这栋建筑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振奋人心。
工作场所的设计为何如此重要？
先不说建筑和情感的因素。好的工作场所可以吸引人们逗留，这样可以直接提升工作效率和物质回报。还有一个作用是打破分界，比如我们挑战了白领和蓝领员工各自的刻板印象，没有把他们隔开，而是让他们聚在一起，我把那个地方叫作“民主亭”。
你说过，你讨厌委员会，但是喜欢团队。这是为什么？
身为建筑师要善于倾听，但我觉得也要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有时候委员会设计的东西到头来是打了折扣的，各方都不满意。最好的建筑可能会受质疑、受攻击，也可能受人尊敬，但一定是包含了某种展望。而且建筑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有一整个团队，也许是一个很小的核心团队，也可能是遍及各地的军队，团队成员拒绝走捷径，夜以继日共同完成的。
“设计思维”能否应用于商业世界？
有一些技能可以用，特别是应用创意解决复杂的问题。这里我要再提一下团队合作，一栋建筑是大家齐心协力的产物。
作为管理者和设计师，你亲自工作的时间有多少？
公司按照我设计好的流程运作，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可以留给设计。设计毕竟是我们的核心工作，也是我个人热爱的事情。我很自由，可以到处闲逛，不会被日常工作束缚。
要想成为好的建筑师，有什么诀窍？
要虚心学习，精力充沛，吃得消繁重的工作，还要有意愿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尝试新事物。幽默感也很有用。我们福斯特建筑事务所每个人都尽力去做自己的工作，要做到最好。媒体关注当然不必要，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设计。正面和负面的反馈都会通过设计董事会的例行审查中给出，董事会主席是我。从这个角度讲，工作室很像建筑学院，设有评审机制，批评者都是深谙设计伦理的人。
跟客户打交道的诀窍呢？
这个过程中会不断交谈，交换意见。设计的意义或许是沟通和激励，但总归是要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需求。倾听至关重要，提出合适的问题也同样重要。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跟客户来不来电。
技术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我们了解快速成型和数字建模等新技术的价值，但要记住，电脑只是一种工具，跟铅笔一样。技术是途径，不是结果。结果始终在于社会。重要的事情，比如相信钻研的力量，这些并没有改变。
你最看重怎样的认可？
得到同侪认可是令人高兴的，但说到底，作品必须表达出自身魅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重视的是建筑及环境价值能得到公众和媒体认可。现在这方面的关注度当然比以前高，比如说比30年前高得多了。这是姗姗来迟的关注。还有一个更广泛、更大的争论——更多利益。
你如何衡量一个项目的成功？
好的设计也许可以量化。例如在我们的兰利学院，学生可以监督学校表现是否违反可持续目标。机房的数字显示器上显示水消耗量，以及地源热泵和屋顶的太阳能板提供的能源数量。而更加诗意的维度，比如意见和友善的重要性，还有酷暑中躲进树荫时的爽快感，这些都更加难以用数字描述。
在职业生涯中，你遭遇的最大的挫败是什么？
要做想做的事情，时间永远不够。我还没有征服这块领域——或许永远不会。每个项目都会教给你一些东西，许多机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我总是提倡人们向前看，努力迎接下一个挑战吧。
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创作出最好的作品？
随时随地。我随时都在画速写。这是我的一种沟通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自己的对话，相当于你随手记下的笔记。有时候在会议或者设计审查进行中，我会发现自己一边说话一边飞快地涂涂画画，因为我需要图画来交流某个重点。（蒋荟蓉 | 译 廖琦菁 | 校 时青靖 | 编辑）
艾莉森·比尔德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