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章:建行转型哲学

王洪章

2017年4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出现在哈佛上海中心的讲台上。这次他应哈佛大学教授克里希那·帕勒普的邀请,以案例主角的身份与哈佛中心的学员们交流建行转型的经验。

就在此前,建行公布了其2016年年报。该年报显示:2016年,在拨备覆盖率保持稳定、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双降”的基础上,建行全行实现净利润2323.89亿元,增长1.53%;集团总资产达到20.96万亿元,增长14.25%;平均资产回报率和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分别为1.18%和15.44%,各项业务稳中向好。

建行的这些成绩是在外部环境发生激烈变化的情况下取得的。近年来,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客户选择多样化,技术创新和互联网+使客户消费习性发生改变。为应对变化,建设银行提出主动转型,围绕向综合性银行、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创新银行和智慧银行转型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打造集约化运营体系,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详细内容可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5年11月刊《建行再转型:顶层设计+技术主导》一文)。

自己的美食可能是他人的毒药

授课时,建行正值转型步入中盘,因此,王洪章首先介绍了建行转型的独特性。

在他看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与西方银行有着很大的区别。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很多大型银行都进行了转型。很多专家对此作了对比研究,发现了中外商业银行转型有诸多类似之处,像强化全面风险管控、推动经营管理集约、严格资本管理等。但是,面对具体问题的差异决定了各自转型的方向和路径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类比,更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

比如,西方发达经济体存在“过度金融化”问题,而中国面临的主要是金融失衡的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存在“脱实向虚”现象、部分领域的金融供给还远远不足等,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西方不少大型银行通过转型大幅“瘦身”(包括出售部分非主营的业务条线和机构)、回归主业,而中国大型银行则围绕主业开展综合性经营、拓展多功能平台。

王洪章2

2017年4月25日,王洪章在哈佛上海中心授课。

转型中的“大智慧”

从目前财务数据来看,建行的转型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以综合化战略为例,战略协同效应显著。2016 年,建行母子公司业务联动总量超过 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于建行目前转型的理念与实践,王洪章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建行成功得益于管理上的5大哲学:

●   上下同欲。 转型先转观念, 凝聚共识对于一家大型银行成功转型至关重要。建行转型规划的起草经过反复研讨酝酿,先后修改了 100 多稿,广泛汇聚了全行的智慧。各业务条线制定转型具体实施方案中,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紧密结合,很多思路、做法乃至具体举措都来源于基层实践。因此,全行上下在转型中做到了认识一致、方向一致,形成了最大公约数、凝聚了最大的合力,使得转型千头万绪的工作得以协同有序顺利推进。

●   上兵伐谋。 这次转型着眼于长远和大局,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 比如,建行率先要求各分行季末年末不冲时点, 转向实施“大资产大负债”策略,跳出存款抓客户、抓账户、抓全量资金经营,跳出贷款抓优质资产、抓综合性投融资服务。虽然短期内可能丢掉一些市场份额,但是从长远发展和全局看,赢得了转型主动、抢到了战略先机。实际上,多下功夫把转型的基础打好了,业务经营指标只要稍一发力就上去了,完全不需要担心。

●   守正出新。 商业银行无论如何转型创新,都不能背离金融的内在规律, 也不能改变金融作为服务业的本质属性。坚持植根于实体经济,坚持按银行的规律办银行、一心一意办银行,才能确保转型发展不偏离正确方向,才能做到行稳致远。这也正是建行文化一直倡导的“善建者行,成其久远”的理念。 同时,身处大变革时代,银行必须勇于和敏于求变、 敢于和善于创新, 把创新作为破解难题的关键一招。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作为建行的重要文化基因,在 60 多年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转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   以人为本。 建行把员工视为最宝贵的财富, 着力将人本理念融入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中。 战略转型中突出了人的因素,把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摆在重要位置,着力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改革人才选拔聘任机制,启动“ 213 人才工程”“国际化人才千人计划”,完善人力资源考核激励机制。特别是将薪酬、培训等资源向一线员工倾斜,后台集约化、智能设备释放出来的柜面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后走上了新的岗位。以人为本的文化使得全行在转型变革中,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   和合共生。 金融的本质是融通,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银行与客户、合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 不应该是“零和博弈”、粗暴瓜分利润的关系,而应该回归到共生共荣、协同发展的状态。这种“伙伴式关系” 是构建和谐金融生态、 实现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点。 金融转型和创新如果偏离了这个基点, 最终必然是误入歧途。 从这个意义上讲, 西方有识之士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 探索金融转型该何去何从时, 是否也可以从中国“和合共生”的传统智慧中得到有益启示。(钮键军 | 编辑

时青靖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点赞

发表回复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