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R：在过去20年间，幸福学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热门。原因何在？
吉尔伯特：一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什么是人类幸福的本质”这个古老的问题已经能用最新寻找答案的方法——科学去探寻答案了。但在几十年前，幸福这个问题仍主要属于哲学家和诗人的领地。
心理学家一直都对情绪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过去的20年间，情绪的研究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其中最受心理学家关注的情绪之一就是幸福感。最近，经济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也积极加入。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都有独特但互相交叉的兴趣点：心理学家希望研究人们的感觉，经济学家希望研究人们的价值观，神经科学家希望研究人脑的奖赏回应机制。三个独立学科同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幸福学因此登入了科学研究的宝殿。幸福学的研究论文刊登于顶级杂志《科学》，研究幸福学的人戴上了诺贝尔奖的冠冕，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匆匆寻找衡量和提高国民幸福的方法。
HBR：幸福这种很主观的东西是可以用量化标准衡量的吗？
吉尔伯特：衡量主观体验远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它就像眼科医师为你选择一副合适的眼镜。医师会在你眼前放上一块镜片，让你告诉她你的体验，然后换上另一块镜片，再换上下一片。她将你的报告作为数据，进行科学分析，然后设计出一副能让你视力达到最清晰的眼镜——这一切都基于你对自己的主观体验的报告。人们的即时报告与他们的生活体验非常接近，通过这些描述，我们能够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世界。人们也许无法说出他们昨天的心情怎样，或明天将变得多幸福，但他们一定能在我们提问的瞬间，告诉我们他们当下的感觉。“你现在好吗？”大概是全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问题，而且没人会被这个问题难倒。
衡量幸福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问别人“你现在感觉有多幸福”，然后让他们按照一个级别给自己的心情打分。我们可以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测量人们的脑部血流，或用肌电图衡量人们脸部“微笑肌肉”的活动。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测量方法都具有高度相关性，只有联邦政府才宁愿用复杂昂贵的方法，而不是简单廉价的方法。
HBR：但级别本身不也是一种主观判断吗？你的五分可能是我的六分。
吉尔伯特：这么说吧：假设一家药店出售了一批便宜、刻度不精准的体温计。在使用这种体温计后，正常体温者可能测出的不是摄氏37度的正常值，两个体温相同的人可能测出的是不同的读数。这种误差会导致人们寻求不必要的医治或耽误治疗。所以，有时候不合格的体温计是个问题。但并不总是这样。例如，如果我带了100个人进入实验室，让其中一半感染流感病毒。一周后，我用这批不合格的体温计给所有人测体温，感染流感病毒人群的平均体温几乎肯定会高于另一组人群的平均体温。可能一些体温计读出的体温偏低，一些偏高，但只要我测量足够多的人，这些误差就会互相抵消。即使仪器刻度不够精准，但如果测量群组足够大，我们也可以做出比较。
心情的级别就像一个刻度不准的体温计，这种误差在测量某些维度时会构成障碍（例如，你想准确测量出约翰在2010年7月3日早晨10点42分的幸福程度），但对大部分心理研究者的测量而言，它已经足够准确。
HBR：这些幸福学研究者都发现了什么？
吉尔伯特：大部分研究都证实了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例如，感情甚笃的恋人往往比那些没有恋人的人更幸福；健康的人比身患疾病的人更幸福；参加教会的人比不参加教会的人更幸福；富有的人比贫穷的人更幸福等等。
话虽这么说，但研究也有新的发现。例如，虽然这些因素能让人变得更幸福，但它们所起的作用之轻让人意外。没错，一套新房或一个新配偶确实能让你更幸福，但这种新增的幸福感并不多，也持续不了多久。其实，人们并不清楚哪些事物能让他们更幸福，以及这种幸福可以持续多长时间。他们既高估了积极经历对提振心情带来的影响，也高估了消极经历对压抑心情带来的影响。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实验室研究都表明，是否赢得大选、找到伴侣、获得晋升和通过考试对幸福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最近的研究发现，很少有经历能对我们产生超过3个月的影响。当好事来临时，我们会庆祝一阵，然后冷静下来。当坏事来临时，我们会哀嚎一阵，然后振作起来并接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