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7年，彼得大帝造访阿姆斯特丹，眼前的一切让他眼花缭乱。阿姆斯特丹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海上实力最强的城市，也是全球贸易中心，它代表了当时西方科技、教育以及艺术的最高水准。对比繁华并充满国际气息的阿姆斯特丹，首都莫斯科的落寞与排外，让彼得大帝感到难以承受。他决心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阿姆斯特丹。于是，圣彼得堡诞生了。
正如丹尼尔·布鲁克（Daniel Brook）在《未来城市的历史》（A History of Future Cities）一书中写道，圣彼得堡是俄国沙皇决心打造现代化（或西方化）帝国所下的赌注。他亲力亲为，指导建筑上的每一个细节：他从瑞士、德国引进建筑师，从英格兰、德国以及意大利请来工程师；他建立了俄国第一所非宗教的、男女合校的大学，以及世界上第一所公共博物馆；他让俄国百姓接受报纸、沙龙和器乐音乐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圣彼得堡成为了欧洲精美城市的典范，也成为彼得大帝卓越远见和过人胆识的最佳注脚。
 |
布鲁克认为，彼得大帝的功绩，诠释了城市就是“钢筋混凝土的隐喻”这一说法。该观点颇为令人信服。圣彼得堡和其他三个在布鲁克书中所描绘的城市上海、孟买和迪拜一样，都被认为是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通过这扇大门，彼得大帝引入了来自异域的生活态度、方式以及行为习惯，藉此构建帝国的未来。
然而，建立城市的愿景如此不堪一击。它的实现越是依赖领袖（或是殖民国家）的意愿和权力，就越有可能被颠覆。基于某些理念所建立的城市，可能突然间，甚至猛然就转而彻底代表另一种理念。例如，圣彼得堡、上海以及孟买，后来都背离了西方的理念。
城市可能就是隐喻，但这些隐喻都是易变的。那是因为城市都是生命有机体，其形与神来自在其中生活及工作的人们，他们对抗着自上而下的规划。想想城市保护理论家简·雅各布森（Jane Jacobs）所蔑视的那些城区改造失败的试验——试图将建筑物强加于并不愿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城市的成功无法被规划或者确保一成不变，其没落的速度可以和兴盛一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