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史无前例的党派纷争与僵局中，国会似乎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无法产生结果。在许多美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看来，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不合理，功能之失调，已经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
诚然，共和党和民主党最近通过了重大立法，旨在稳定受新冠疫情影响而被重创的美国经济。可是这不应该被误认为是政治体制本身一个令人鼓舞的征兆。事实上，这反映了一种人皆熟知的格局：国家危机之中出现了两党合作的假象，此时的两党担心，如果它们不采取点行动，必定会遭受对方断定的选举失败。它们同意采取紧急响应措施，并且就在私下同意将成本转嫁给子孙后代的时候，公开鼓吹它们的成功。当今天的危机平息后，国会将恢复往日的政治边缘政策，这种政策无法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其他挑战，也无法预防未来的危机。
事情并非一定要如此。
强效的解决方案——你可能不熟悉的方案——是存在的，而且在数年而非数十年内就可以实施。在我们的新书《政治行业：政治创新何以打破党派僵局并拯救我们的民主》（The Politics Industry: How Political Innovation Can Break Partisan Gridlock and Save Our Democracy）中，我们抛弃了对美国政治的传统理解。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学问题，政策问题，或者两极分化问题：它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政治体制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恰恰在履行设计它的初衷。它的建立不是为了实现公众利益或促进政策创新，它也不会因为未达此目的而追究责任。相反，塑造日常行为和结果的多数规则都被我们政治体制中心根深蒂固的两大寡头执拗地优化了——甚至特意创造出来——并为其利益服务：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围绕他们的行动者），我们统称其为政治-产业联合体。
凭借凯瑟琳对政治行业理论开创性的发展以及数十年的企业领导身份，加上迈克尔在竞争问题上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我们对美国政治的本质、对其功能失调的补救措施得出了五条关键结论：
●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源于《宪法》的高尚原则、公正架构与实践基础之上的公共机构，可事实并非如此。政治行为所依据的激励因素和力量与任何私营行业中形成竞争的激励因素及力量相同。
● 政治行业的功能失调因不良竞争和进入壁垒而长期存在，而无论竞争和壁垒的结果如何，两大寡头的地位都会得到保证。
● 美国的政治体制不会自我修正。没有抗衡的力量，也没有独立和获得授权的监管机构来恢复良性的竞争。
● 对选举和立法中的游戏规则进行特定的战略性改变，可以改变激励机制，从而造就良性的竞争、创新和问责制。
● 企业在追求短期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成为政治-产业联合体中的主要参与者，加剧了其功能失调。企业界必须重新审视其参与模式，重点支持结构性政治创新，从长远来看，这对企业和社会都有裨益。
不良竞争
为检视现行体制的运作方式，我们应用了最初开发来解释产业结构及其对营利性行业内竞争影响的五力模型（Five Forces framework）。这一模型阐释了政治机能失调的根本原因，并指明了变革所需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政治行业的驱动力与其他任何行业一样，都是构成竞争的那五种力量：竞争的性质与强度、买家的实力、供应商的实力、新入行者的威胁以及以新方式竞争的替代者造成的压力。这些力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决定了行业竞争的性质、行业创造的价值以及谁有能力获取这种价值。
一个行业的良性竞争是双赢的竞争。竞争对手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需求而激烈竞争。通过教育客户及迫使对手生产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接触客户的渠道可以强化良性竞争。供应商竞相提供更优质的投入，让对手改进自身的产品和服务。新入行者和替代者只要不被高进入壁垒所阻碍，就会促进创新，并动摇现有的竞争。客户有权通过将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方式来惩处提供劣质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对手。在健康的行业里，只要客户满意，竞争对手们也都会运转良好。
在政治行业，我们没有这种良性竞争——正好相反。竞争发生在两个关键层面：赢得选举的竞争和通过（或阻止）立法的竞争。我们的选举和立法正深陷不良的输赢竞争之中：两大寡头成为赢家，公众利益成为输家。这种悲剧性的结果是由政治行业的结构造成的。
五力模型理论应用于政治揭示出关键问题。竞争对手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已巩固了他们的两大寡头地位，这样，即使他们应该服务的客户（公民和选民）深感不满，他们也照样运转良好。竞争对手根据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划分选民，以此来区分自己。他们瞄准的目标是相互排斥的党派及特殊利益群体，以最大程度减少核心客户的重叠。这种划分提高了客户忠诚度，减少了责任。每一方都竞相通过妖魔化对方来强化分歧，而不是拿出最有可能需要妥协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渠道（媒体报道、广告、选民直接参与）和供应商（候选人、说客、选民数据商店）受到连累，并被拉拢为两大寡头服务。多数客户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替代者和新入行者遭到了有效阻止。
新竞争对手（比如新政党）或替代者（比如独立人士）面临的进入壁垒异常巨大。一旦存在可能，两大寡头就会合作加强那些壁垒。比如，为了遏制新入行者，两大寡头制定了筹款规则，允许单个捐助者每年向一个全国性政党（民主党，共和党，或者两者）捐款85.5万美元，但是只允许其在每个选举周期——每两年——向独立候选人委员会捐款5600美元。
自反奴隶制的辉格党在1854年分裂并成立共和党以来，迄今还没有出现一个主要的新政党。进步党（The Progressive Party）（1912）和改革党（Reform Party）（1995）都是认真的尝试，但是他们只选出了寥寥几位候选人，十年之内就解散了。尽管人们对现有政党普遍的不满情绪越来越甚，但是当代的第三党派依然表现不佳，与独立候选人无异，尽管越来越多的公民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而非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
政治机器
在政治行业，最大的进入壁垒——因而也是产生良好政治结果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看来完全正常的结构与做法，因为“他们一直就是那样”。这些东西包括党内初选、简单多数投票和党派控制的立法程序。
我们使用“选举机制”和“立法机制”这样的术语来指称选举和立法过程中的具体规范、结构和做法。它们共同给公民带来了不良结果，其可靠度堪比工厂里运转顺畅的机器。为了产生符合公众利益的结果，并确保对这些结果负责，我们需要重新设计选举机制和立法机制。
选举机制。选举机制的两大特征是党内初选和简单多数投票，这两大特征是今天不良竞争的罪魁祸首。
对于80%以上的美国众议院席位而言，党内初选是唯一重要的选举，因为在大选中，无论候选人可能是谁，此席位对一个政党来说都是“安全”的。（比如，民主党人几乎肯定会赢得多数“蓝色”的马萨诸塞选区，而共和党人会赢得多数“红色”的印第安纳选区。）由于参加国会初选的那部分比例很小的选民（通常在中期选举中远低于20%）相比总体选民而言更倾向于意识形态，初选有效地迫使双方的候选人更加远离中间立场。
然而，造成了这个国家最大问题的并非意识形态分歧本身，而是党内初选如何影响到了立法的行为。
当国会议员在考虑一项代表某个重大问题——负担不起的医疗卫生、不断膨胀的国债、气候变化——得到有效解决的两党妥协议案时，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一定是，假如他们投赞成票，他们是否能在下一次的党内初选中继续当选。如果他们认为支持该妥协议案会毁掉他们的机会——在我们双方最大的问题上，它几乎总是会毁掉机会——那么，再次当选的理性动机会促成他们投反对票。这使得双方实际上不可能走到一起来解决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党内初选制造了一个“针眼”，任何解决问题的政界人士都无法从中穿过。因此，我们的政治进程未能产生有利于公众利益的结果。对于这种失败不存在问责，因为不存在新的竞争威胁。
由于缺乏新的竞争对手，我们进行的是简单多数投票。当开国元勋们设计我们的制度时，他们几乎没有民主选举的例子可以参照，所以他们从英国借用了这一概念：获胜者是得到选票最多的人，但不一定是多数票。比如，在三方竞选中，一位候选人以34%的得票率就可以获胜——这意味着66%的选民更倾向于选择其他人。
将近250年之后，简单多数投票显然远非最理想的方案。它造成了反竞争的“搅局者效应”，即一个不太可能获胜的候选人从一个意识形态与之相近、被认为更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那里拉走了足够多的选票。投给获胜几率小的候选人的选票会“破坏”实力更强的候选人的竞选——从而无意中助长了意识形态对手的当选。在其他任何有吸引力的大型行业，客户不满程度如此之多，新的竞争者就会进入市场。这种事在政治上不会发生，因为搅局者效应（以及与之相关的“浪费选票”担忧）的威胁既会抑制新的竞争，又会打压创新的政策理念。
回想一下，星巴克前CEO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在2019年春天宣布他正在考虑独立竞选总统时，民主党人发出的强烈抗议。民主党人有效地粉碎了他的企图，他们担心他可能会从民主党最终的候选人那里拉走足够多的选票，将2020年大选拱手让给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于任何可能从特朗普手中吸走大量选票的挑战者，共和党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你是否认为霍华德·舒尔茨或其他任何潜在挑战者会成为伟大的总统并不重要。让更多有才华的成功人士参与竞争被视为有问题，这种体制在内在本质上就存在不健康的东西。
立法机制。在政治行业，竞争的存在不仅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且也是为了制定并通过（或阻止）立法。如果一位候选人通过了党内初选，在大选中至少赢得了简单多数选票并进军华盛顿，那么党派立法程序就在等待着他了。国会立法是在政党制定的一套强大规则下进行的，这套规则优先考虑的是政治-产业联合体的利益。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资格由政党领导人控制，控制着立法议程的众议院议长有权以任何理由单方面阻止对任何法案的投票——哪怕是那些获得众议院多数支持的法案。
这种党派立法流水线的最终产物是意识形态式的、不平衡的、不可持续的法律，由一个政党不顾另一个政党的反对而通过。政党对国会控制权的变化带来的是“废除与取代”的承诺，而非“实施与改进”。结果通常是陷入僵局和无所作为。其含义令人担忧：与其跨越党派解决问题，还不如采取更有政治价值的做法，让分裂国家的问题悬而不决——并且继续利用那些意识形态分歧来发动基本盘选民出来投票。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民权和福利改革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在历史上都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近年来，成功进行的几次通过重大立法的尝试都未能获得两党的支持，比如2010年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和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如今，只有在一场双方都能得到他们所希望利益的危机中，并且心照不宣地同意将账单添加到国债上时，两党才会采取行动。
凭借对选举机制和立法机制的压制，政治行业采取的立场是，竞争越少，对公民（客户）越好。由于选举和立法规则上的这些腐败，当选官员为公众利益行事与再次当选的高可能性之间实际上没有交集。（参见图示“竞争如何影响结果”。）
企业领导者可能会意识到，即使他们对自己公司扮演的角色（不仅被动地延续着一个不健康的体制，而且主动地寻求从中受益）视而不见，这也是不理性且站不住脚的行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的集体心态必须转变，企业必须深刻审视自己在当今政治中的角色。
企业的角色
政治-产业联合体的触角深入到了我们的企业界，反之亦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区分正在满足的是谁的利益。
当前的规则和习俗授权企业以多种方式大量参与政治，从游说和聘用前政府官员到旨在影响选举和公民表决行动的开支。许多高管认为，这些做法自然而然、势所必须且有利可图。然而，我们的研究以及与全国企业领导人的互动显示出态度转变的迹象。随着人们越来越期待企业在运营中肩负让所有利害关系人受益的公司使命，企业领导者开始努力解决难题：
● 企业参与政治是改善商业环境还是恶化商业环境？
● 企业的参与是促进了我们的民主——并获得了公众对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持——还是侵蚀了二者？
● 企业能否在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下改变其参与，以促进长期的社会效益？
政治参与能够让企业短期受益；这通常被人描述为单一底线思维。可是，通过助长不良的政治竞争，企业正在破坏长期的商业环境，并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置于危险之中。
如今，企业参与政治的面貌如何？它有何影响？它如何与公司的利益和价值观保持一致？让我们来看看最常见的形式。
游说。2019年，企业近30亿美元的支出占已披露的联邦游说总支出的87%。加上未报道的“影子游说”活动，这个数字可以翻一番，达到60亿美元。州一级的游说支出也相当可观。
企业的支出通常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请看制药行业在阿片类药物危机期间所做的努力。从1990年代末到2017年，公民团体总共花费了400万美元进行游说，要求对成瘾的止痛药销售予以更严格的限制。与此同时，制药商发动了50州的游说及选举策略，花费的资金超过7.4亿美元，以废除或削弱联邦及州对阿片类药物的监管。与通常的情况一样，大部分资金是通过行业协会以及其他不受公开报告规则约束的第三方渠道获得。不幸的是，制药企业的努力成功了。企业收入飙升，而超过20万的美国人却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
聘用前政府官员。近一半的注册说客都是前政府官员。他们中许多人是被企业直接聘用为公司职员，或者通过游说公司间接聘用。还有更多（大约一半）充当说客的前政府官员利用两大寡头带来的申报漏洞而没有注册。
这种聘用方式通常称为旋转门，它的盛行表明企业认为这种方式多么行之有效。而政府官员心知肚明，他们在卸任公职以后可能有机会成为报酬优厚的说客，因此，他们在任期间就会寻求与企业和游说公司都建立良好关系，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政策观点。
前说客和企业领导人在接受政府任命时，企业利益对政府的渗透也会逆向发生作用。截至2019年3月，超过350名前说客就职于联邦政府的各级部门。比如，一位前煤炭行业说客目前就担任着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负责人，为了与他身为说客时所拥护的企业利益保持一致，他已经提议大幅削减两项重大的气候变化方案。
选举开支。2018年，企业对联邦竞选活动的捐款估计为28亿美元，竟然占了总数的66%。为确保在双方都有影响力，企业通常对两党的竞选组织和候选人都会予以支持。过去，捐款支出的渠道是受监管的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这些委员会要受制于支出限额和信息披露要求。如今，企业越来越多地向工商协会等第三方团体捐款，这些团体可以花费无限量的资金来影响选举而不必披露捐款者的信息。人称“黑钱”的这些资金在过去十年里总额接近10亿美元，相比之下，那之前十年的总额只有1.29亿美元。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黑钱开支者。
影响直接民主。州和地方一级的公民表决行动旨在绕过政客，将提议的立法直接置于选票上进行表决。可是即便是通常所说的直接民主也不能摆脱企业参与政治的影响。
一项针对2016年八项备受瞩目的州公民表决行动进行的研究发现，企业的支出是非商业实体的10倍。一项对2018年选举周期的研究发现，在吸引资金支出超过500万美元的表决中，近九成的表决结果支持的是资金多的一方。加利福尼亚州2016年的《药品价格减免法案》（Drug Price Relief Act）就是一例，这项表决旨在降低美国处方药价格，使其与其他国家相同药物的价格一致。虽然公民团体筹集了1000万美元来支持该法案，但制药企业却花费了1亿多美元反对它。此项举措遭到挫败。
让员工参与政治活动。许多企业还鼓励员工为公司支持的候选人或事业投票和捐款。还有一些企业鼓励员工给国会议员写信，支持有利于公司的立法。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约1/4的员工表示，他们的雇主曾就政治问题与他们联系过，而其他的调查已证实，这种雇主行为很普遍。一些企业会召开强制性的员工会议来推行他们的政治观点，或者就他们青睐的候选人或政策提供投票指导。比如，一家《财富》500强企业就鼓励其数千名员工参加一门反对政府监管和税收的家庭公民课程。其他策略还包括在员工的薪水信封里散发政治传单，对向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员工提供表彰和优选停车位等奖励。然而，我们对公众展开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21%的受访者认同企业影响员工投票和政治捐款的行为。
透明度和治理的欠缺。与此同时，许多企业不披露——甚至主动掩盖——他们公司游说及有关选举的开支，让人难以知道他们支持或反对哪些立法议员和立法以及它们希望影响哪些法规。有效的游说工作和串通一气的立法议员让信息得不到公开。201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议增加上市公司政治开支透明度的规则，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干预后而石沉大海。政治支出通常也不受董事会监督，这已导致出现了许多违反公司明文规定政策的政治开支事例。
现行模式的影响
为探究企业领导人目前对参与政治的看法，我们在2019年对5000名哈佛商学院校友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许多人现在身居领导岗位。当被问及企业参与政治的总体影响时，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它提升了公司的业绩。可是，只有24%的人表示，它改善了政治体制（比如，通过向政府提供所需的信息），而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企业因加强党派关系及支持企业特殊利益而正在损害政治体制。当被问及企业参与政治是否提升了公众对企业的信任时，69%的人表示没有提升。
我们的调查还显示，对自己公司政治行为的理解，受访者之间存在令人惊异的差别。相当大比例的人对调查问题的回答是“不适用”“既不同意也不反对”或“不清楚”。这种表面上的认知缺失也许反映出一种不成文的“不问，不说”文化，一些企业在进行游说和其他政治活动时青睐这种文化。
侵蚀商业环境。企业参与政治主要集中在影响经济政策、法规和监管的执行方面，以便有利于特定行业，支持特定技术或者让某些企业占据比他人更优势的地位。这些为特殊利益付出的努力能够增加利润，但是通常不会促进公众利益或改善整体经济。
几十年来，政治行业一直未能解决美国商业环境中的重大挑战。比如，国会尚未制定计划来修复美国陈旧低效的实体基础设施。目前也尚没有连贯的移民政策，尤其是针对技术移民的政策。技术移民对企业至关重要，而且历来都是美国竞争力的关键。
扭曲市场并破坏公开的竞争。企业在反垄断政策上的游说正在损害良性的竞争。为了追求竞争的活力，美国历来制定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反垄断标准。同一行业的并购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特别仔细的审查。这些并购顾名思义会减少竞争者的数量，通常会降低行业内的竞争强度，从而抬高价格。
然而，近年来，反垄断法规解释和执行上的松懈已导致美国出现了数量空前的行业并购。如今，欧洲通常被认为拥有比美国更严格的反垄断标准，这一惊人的逆转削弱了美国的一个关键优势。为何反垄断标准遭到了削弱？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游说。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当针对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游说支出翻倍时，某特定行业内反垄断执法行动的数量减少9%——按研究人员的说法，这是相当可观的影响。从1998年到2008年，这种游说行为增加了两倍。
当今企业对反垄断标准产生潜在影响的突出例子出现在大型科技企业，其中这个国家最大的科技公司——Facebook、亚马逊、苹果和Alphabet——正在接受反垄断调查。自2008年以来，仅这几家公司用于联邦游说的花费就超过了3.3亿美元，而反垄断是游说的重点。
侵蚀社会效益。企业鲜有在推动我们国家急需的社会进步方面给予鼎力支持及发挥影响力。在过去的15年里，关键性社会政策重点事项方面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比如优质公共教育、清洁用水与卫生、减少枪支暴力、改善居住条件以及我们2019年12月在《哈佛商学院美国竞争力报告》（Harvard Business School U.S. Competitiveness Report）中讨论的其他问题。通过加强党派偏向以及为良性竞争设置障碍，企业进一步破坏了我们政治体制的表现。然而，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体尝到选民那种对两大寡头未能出台合理政策的失望，我们或许正在迎来一个拐点。
在既缺乏对政治-产业联合体的独立监管，又缺乏新竞争的情况下，企业有能力成为推动有意义变革的强大力量——与公民一道，通过支持选举机制和立法机制的重要创新，通过重新构想企业自身在政治体制中角色。
政治创新势在必行
开国元勋和制宪者们并没有假装知道我们政府需要如何运作的每一个细节。在美国《宪法》中，他们审慎地制定修正案，将选举机制的大部分权力授予各州，而将立法机制的大部分权力授予国会。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观察到了这一做法创造的机会，他写道：随着环境的变化，我们的“机构也必须与时俱进”。
当前，拯救美国民主的多数努力都围绕一张改革的详细清单在进行，从减少政治金钱到实行任期限制。我们赞同大众改革议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可是它的许多提议要么无法解决系统性问题的根本原因，要么不可行，要么兼而有之。总之：他们不会对体制造成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把关注的焦点放到别处。
政治上的有效创新必须兼具强大的力量和可实现的能力。强有力的创新是那些能够解决机能失调的根本原因并激励政治行动者为公众利益创造结果的创新。可实现的创新是那些坚决的无党派（不是为党派利益而充当特洛伊木马的“改革”）创新，并且可以在数年而非数十年内完成。比如，宪法修正案就没有清除这个障碍。
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而言，最强有力、最可实现的创新包括重新设计选举机制和立法机制。
选举机制创新。为在国会中营造一种解决问题的风气，我们提议采取一种国会选举的新方法：最终五人票决法，即（1）以开放的非党派初选取代封闭的党内初选，最终排名前五的人进入大选，（2）在大选中以排序选择制投票取代简单多数投票。
在前五名的初选中，选民不再在民主党初选或共和党初选中投票。取而代之的是单次的无党派初选，对所有人开放，不管注册的是哪一个政党（不像许多州目前规定的那样，只有注册党员才有资格参加初选）。来自任何政党的所有候选人以及独立候选人都出现在同一张选票上。最终排名前五的人，无论其党派归属，都晋级大选。大选不再像今天常见的那样，由一名民主党人和一名共和党人在11月进行针锋相对的对决，而是成为了三名共和党人与两名民主党人之间的较量；或者一名共和党人、一名民主党人和三名独立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等诸如此类的情形。前五名的初选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决定谁来参与竞争，并为大选设置了更大的候选人竞争范围。
接下来的大选中实行排序选择制投票。在排序选择制中，候选人必须获得大多数支持才能赢得选举。比如，设想我们的建国之父们（和一位建国之母）之间进行了一次假设的选举。当你到达投票站的时候，你会收到一张选票，上面有多达五位初选获胜者的名字。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你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比如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不过，你还可以做出一个第二选择［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以及第三、第四和第五选择［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投票结束后，对排位第一的选票进行计票。如果某位候选人获得的第一名选票超过了50%（真正多数），选举就结束了。但假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只获得了33%的第一名选票，而阿比盖尔·亚当斯获得了32%呢？在今天的简单多数投票制度中，汉密尔顿会赢得选举。可是在排序选择制中，选举尚未结束。由于没有候选人获得了真正多数，排名最后的候选人——比方说是托马斯·杰斐逊——就会被淘汰。不过，投给杰斐逊的选票并不会被浪费；它们会自动转给杰斐逊投票人的第二选择上。如果他的支持者中有足够多的人将乔治·华盛顿作为第二选择，这些选票的重新分配会助推华盛顿超越50%的门槛，使他成为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的最终赢家。
排序选择投票制或许看起来不熟悉，但它并不是一种新想法。2002年，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敦促阿拉斯加人支持一项在该州采取此种创新的投票举措。同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发起了在州和国会初选中采取排序选择投票制的立法。虽然两项提案都太超前，均未获通过，但是变革的窗口正在打开。
最终五人票决模式——结合排名前五的初选与大选中的排序选择投票制——消除了我们早前描述的“针眼”和“搅局者”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是创造激励机制最有希望、最有效的方式，让立法者为公众利益而工作，并面向新的动态竞争开放国会选举领域——动态竞争的威胁会让当选的官员在选举结果上对选民更加负责。
最终五人票决制并不是要改变谁当选，更多的是要改变支配当政者行为的激励机制。它关乎的是公共政策市场上良性竞争的好处。
让我们回顾一下总统竞选中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例子。1992年，罗斯·佩罗（Ross Perot）以削减债务为纲领竞选总统。虽然许多人回忆的时候把佩罗当成是一个搅局者，但是著名数据科学记者纳特·西尔弗（Nate Silver）所做的分析表明，佩罗从两党获得了相等的选票，因此并没有影响选举结果。
然而，他的候选并非没有影响。大约19%的选民愿意在佩罗身上“浪费他们的选票”，因为他传达的财政责任的信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共鸣。虽然这不足以将他送入白宫，但是这些选票极大地影响到了公共政策。如果不是为了争夺他那19%的选民，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会有政治动机来实现我们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看到的四项平衡预算。选举竞争甚至在未改变谁胜出的情况下产生了政策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实现过盈余。
通过营造良性竞争，最终五人票决制提供了自由市场最精华的东西——创新、成果和责任。请称其为自由市场政治。这些选举变革通过州立法或投票行动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实现。哪怕只有五个州派出的代表通过最终五人票决制选出到华盛顿的，我们也会有10名参议员以及（视哪些州采取了变革而定）多达50名的众议员是以解决问题的新激励机制而当选的，哪怕许多人是连任当选。这些议员可以充当新支点——采取行动、达成妥协、解决问题，并打破治理上的二元束缚。
一旦我们的选举变得健康，下一步就是取消臃肿过时的法规、惯例和立法规范，代之以旨在彻头彻尾促进跨政党解决问题的现代方法。
立法机制创新。借助久负盛名的零起点预算（它要求所有开支的理由以预期价值而不是历史先例为依据）管理实践，我们提议制定零起点规则。将《众议院规则》（Rule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参议院常设规则》（Standing Rules of the Senate）、《参议院委员会的权力与规则》（Authority and Rules of Senate Committees）等束之高阁——所有这些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被拉拢、被用作武器，以实现党派控制。
将专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创设单独讲台、单独衣帽间和单独餐厅的习俗以及按党派安排座席的习俗抛之脑后。然后开启新的一页。这或许看似一项艰巨的任务——考虑到心目中《宪法》对国会运作方式的要求，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事实上，《宪法》中仅有六个简短的段落致力于参众两院如何运作；其余的都是议员们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编造的。参众两院的规则手册长达数百页，许多规则的设计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实现党派权力的目的。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手册，为达此目的，我们正与立法机制创新问题的委员会潜在召集人进行前期讨论。
综上所述，这些关键的创新将为政治行业注入良性的竞争。增加再次当选可能性的不是目前有违常理的激励结构，而是为公众利益行事。
企业领导人应该调配他们的资源和影响力来支持这些政治创新，同时重新构想企业自身参与政治的行为方式。
重写企业剧本
企业为在社会上发挥更明显的积极作用而做的努力正在迅速增加。受主要投资人和领军企业机构的鼓舞，企业及其CEO们开始采纳一种超越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使命，让所有利害关系人受益。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报告影响有限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标准，而且切实将社会需求与挑战整合到核心战略中——我们所谓的创造共享价值。企业正逐渐意识到，社会影响和竞争优势之间不一定存在冲突，反而存在一种强有力的协同效应。《财富》杂志的年度“改变世界的企业”排行榜提供了最突出的范例。
迄今为止，企业在解决社会需求方面一直将重点集中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员工健康福利以及最近的保障最低生活工资、增进低收入员工的培训和职业发展等领域。这些都是受人欢迎的举措，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必须要做。
这些变革之风，加之我们的民主未能解决许多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是否强劲得足以从根本上转变企业参与政治的方式？我们认为它们肯定足够强劲。在2019年哈佛商学院的校友调查中，我们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应该如何靠拢发展中的政治体制的问题。校友们表示，他们支持可以有力改变剧本的变革：减少游说和选举开支，终止旋转门，公开政治开支。（在一项公众调查中，受访者表达了类似的感受。）校友调查中包含的问题和标准刻意进行了过度简单化和非黑即白的处理，而且会得益于重大的发展，成为实践中有用的东西。不过，它们暗示出，对于企业在政治中的新角色，一种共识正在形成。
与传统的企业政治惯例决裂，肯定会引发一些争议，而且我们意识到，高管填写一份调查问卷比改变行为要容易得多。尽管如此，对企业信任度的下降、年轻员工和经理日渐渴望就职于在社会上发挥积极作用的公司以及对企业使命的欣然接受创造了时机。受这些调查的结果、我们持续的研究以及与企业领导人对话的鼓舞，我们呼吁就企业与政治和政府打交道的自愿约守标准进行热烈讨论。我们坚信，更完美的标准得到的企业支持度会比我们罗列在最初调查中的那些更高。我们相信，这一努力会受到许多关键利害关系人的欢迎。
就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冠疫情正在蔓延，对疫情的响应肯定会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我们也务必从危机之前以及伴随危机而来的政治失误中吸取教训。事后，因毁灭性和可预防的错误——对于新冠疫情而言，就是至今仍未可知的伤亡人数——而必须付诸的代价高昂的重建努力切不可成为我们能做的最好选择。
没有什么比我们被动接受一个失败的政治体制，更能威胁到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社会进步了——更能威胁到自由市场经济与自由民主的结合。企业领导者们不会容忍他们的任何企业有如此的表现。相反，他们会诊断问题，设计解决方案，采取行动，然后解决问题。企业领导者，与其他公民一道，能够且必须为我们的政治做同样的事情。现在就做。
凯瑟琳·吉尔（Katherine M. Gehl）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 文
凯瑟琳·吉尔是Gehl食品公司的前CEO，政治创新研究所创始人。迈克尔·波特是哈佛商学院教授，就职于波士顿的哈佛商学院。他们著有《政治行业：政治创新何以打破党派僵局并拯救我们的民主》（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20年）一书。
永年 | 译 时青靖 | 校 钮键军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