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2021年8月的报告发出警告，人类造成的污染已导致热浪、强降水、干旱和热带气旋等极端事件增加。全球经济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已经比工业化前高出50%。
不出所料，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来自投资者、宣传团体、政界人士，甚至商界领导者自己——要求减少运营、供应链和分销链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商业圆桌会议上代表美国一些最大、最知名企业的近200位CEO所做的回应是发表了一份集体声明，承诺要致力于“企业的宗旨”，包括更好的环境业绩。这一承诺似乎得到了行动支持：90%的标普500指数企业现在会发布某种形式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报告，其中几乎总会有对公司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计。
然而，目前的ESG形式与其说是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一个流行语。ESG三个领域中的每一个都给出了不同的衡量机会与挑战，但目前的披露标准并未充分考虑这一事实。因此，很少有ESG报告重点关注这三个领域的道德权衡和公司利润。企业还会有选择地展现对自己有利的指标，导致人们普遍认为ESG报告充斥着虚假环保色彩。因此不足为奇，报告的审计员通常采取双重否定句式——“我们在该公司的ESG报告中没有发现任何失实报告的证据”——而报告本身几乎不会对公司行为或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
我们建议企业以更具针对性和可审计性的方式处理ESG报告。应该首先为最重要、最紧迫的ESG问题制定具体、客观的指标，而不是用有失准确、无法验证和自相矛盾的数据拼凑成零零碎碎什么都有的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是这种方法理想的出发点，代表着对地球最直接的危险，也属于最容易进行可靠计量和解释的ESG项目。
一些企业已在报告中提供温室气体排放量估计，多数——包括92%的2016年《财富》500强企业——用的是一种名为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的方法。该体系于2001年推出，此后进行过数次更新，为温室气体计量制定了通用标准，使企业能够开启环境报告之旅。这是大多数ESG披露标准的默认方法。但我们会在本文中说明，该体系存在严重的概念错误：相同的排放由不同的公司报告了多次，而一些实体对其供应链和分销链产生的排放视而不见。事实上，ESG报告之所以不可靠，部分根源在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缺陷。
好消息是该体系的缺陷可以修复。我们在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整合了环境工程师在计量排放方面的最新进展，会计和审计工作中引入的区块链技术，以及财会和成本核算实务方面相当于两个世纪的进展。如果得以实施，我们的解决方案会使温室气体报告具备如今公司财务报告理应具备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学到的很多知识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评估其他破坏环境的产出——以及许多破坏社会的产出。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问题出在哪里
该核算体系确定了三种类型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对测定和报告方法给予了明确的指导。
范围1：来自公司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的直接排放，比如公司的生产和运输设备。
范围2：提供公司所购买和消耗之电力的发电设施的排放。
范围3：公司供应链上游作业以及公司客户和终端消费者下游活动产生的排放。
范围1的排放量最容易测量，对于直接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的企业最重要：化石燃料能源企业；采矿、冶金和化工企业；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包括服务行业企业在内的大多数其他企业只产生少量的范围1排放。
范围2和范围3基本涵盖了与公司运营间接相关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将范围2的排放从范围3中分了出来，因为范围2的排放量易于测量，而且很容易归因于特定的企业。目前数百家企业报告了范围1和范围2的排放量。范围3的排放是温室气体报告中的致命缺陷。该核算体系的制定者将这部分排放量纳入进来，目的是鼓励企业对不属于本企业直接控制的排放施加影响。比如，可以将范围1排放量较低的企业作为采购或销售的对象，并与其供应商和客户合作，减少整个价值链上的温室气体排放。可是，在多层价值链上跟踪多个供应商和客户的排放量具有难度，因此公司几乎不可能对范围3的数字进行可靠评估。
看看一家汽车车门制造商面临的挑战。针对范围3报告的核算规约要求企业跟踪其上游供应商诸多工序中产生的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冶金用煤和铁矿石的开采，矿物运送到钢铁生产企业的运输、用煤、铁矿石及其他投入进行的钢板生产，以及钢材运到车门公司自有生产设施的过程。这家车门公司还必须评估下游活动的温室气体影响，包括车门运往客户（汽车装配厂）的运输、成品汽车的制造、汽车送至展厅以及终端消费者使用车辆大致15年的全部过程。
估算所有上游和下游排放量，会引起大的测量误差——具有长期、复杂及跨辖区价值链的企业尤其容易出错——招致偏见和人为操纵。此外，范围3核算规约要求价值链中的每家企业估算和报告同一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会造成如上所述的重复——这在任何核算系统中都是一个明显缺陷。
难怪，许多报告ESG的企业完全无视范围3的估量。可是这会限制企业在供应链和分销链上为减少总排放所做的有意义的贡献。企业还会将责任推卸给那些高排放的开采、生产和分销流程的供应商，同时免除客户和消费者对使用高污染零部件应负的责任。
我们可以通过检查成本和财务会计人员如何估算公司的附加值——这是一项基本的公司计量任务——来解决这个问题。
前文提到的车门制造商，计算附加值时并没有估算价值链上所有阶段里所有企业支付的所有价格。相反，每家企业只记录从直接供应商处购买商品和服务所支付的费用，以及向直接客户销售产品得到的收入。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制造商价值链中所有材料的转移都是按阶段成本进行的（消除了销售和转移中的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商源自直接供应商的购置成本包括开采原材料外加所有劳动力、机械加工的总成本（矿业公司产生的成本），以及在材料运抵车门制造企业之前按供应商顺序对材料进行处理和加工的间接成本。制造商将自身的劳动力、机械加工和间接成本添加到购置成本中，计算车门在销售和运送给汽车装配公司时总的制造成本。这一过程会沿着价值链向下延续，直到汽车最终被消费者购买。
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应用于温室气体排放。
跟踪整个价值链的排放
为了把问题说明白，首先看看与这家车门制造商关系最远的供应商，比如一家位于西澳大利亚珀斯的矿业公司。这家公司开采的冶金用煤和铁矿石最终都用于车门的生产。该公司综合使用了化学和工程学来测量报告期内范围1的总排放量，然后与成本核算相结合，将总排放量按照这期间开采的煤炭、铁矿石及其他所有矿物的吨数分摊。后一个过程与该公司在标准作业成本系统中估计其产出的单位生产成本的方法类似（后文会对此做更多介绍）。计算得出了生产每种材料一吨所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值。尽管财会工作会将生产一吨材料的货币成本记录为存货——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但我们会把开采每吨材料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单位标记为环境负债，反映其让社会付出的环境成本。
矿业公司将煤炭和铁矿石转运到航运公司，航运公司就在其环境核算账簿上承担了矿业公司的环境负债（与在财务会计账簿上假定生产投入为存货的方式一致）。如果矿业公司在报告期内将其开采的所有材料转运到航运公司等下游实体，那么报告期结束时的环境负债账户将与报告期开始时的账户相吻合。
航运公司的远洋驳船从珀斯驶往（比如）威尔士的塔尔博特港，公司会在环境负债账户上增添为驳船发动机提供动力所产生的温室气体量。使用基本成本核算方法，它会将驳船的环境总负债分摊给船上携带的材料。如果公司在塔尔博特港将驳船上38%的铁矿石和6%的煤炭转运到一家钢铁生产商，就会在环境核算分类账上将相同比例的环境负债转给钢铁公司，钢铁公司现在“拥有”这些负债。
钢铁公司为生产钢板要让高炉和轧钢机运转，从而产生自己的范围1排放。通过相同的核算流程，公司将购买和承担的环境负债分摊给生产的每一吨钢板。钢铁被转运到铁路公司用于运输时，每吨钢铁都会承担一份累积环境负债份额——来自矿业公司、截至目前的所有运输以及钢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几天后，钢材缓缓通过位于（比如）英国索利哈尔的车门制造公司的接收码头，钢材的环境负债——现在包括铁路公司从塔尔博特港到索利哈尔的运输产生的每吨排放量——就转移到了车门公司。这一过程会持续下去，直到购买成品汽车的消费者收到一份报告卡，上面记载有汽车制造和运输的整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一些企业可能会选择直接消除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比如，通过致力于碳捕获或重新造林。这样做的企业可以从其环境负债账户中减去这一数量（根据审计的情况而定），减少沿着分销链最终转移到终端用途消费者的负债。
计量与分摊排放
这一新的核算制度需要两个基本步骤：一、计算公司在每个时期创造和消除的净环境负债，添加到其收购和累计的环境负债中；二、将部分或全部的环境总负债分摊到公司在报告期内的产出单位。对于第一步，环境工程师可以估算源自公司主要来源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如燃烧碳氢化合物发电、供热和运输；生产金属、水泥、玻璃和化学品；涉及牲畜排放和森林采伐或重新造林的农业；废物管理。
第二步与作业成本法相同，将日常性开支及其他成本分摊到某一特定时期生产的多种产品和服务上。我们假设航运公司仅将煤炭和铁矿石两种产品从珀斯转运到塔尔博特港。该公司以吨为单位，从矿山获得了与这些产品相关的环境负债。由于这些产品也以吨为单位转运到了钢厂，因此成本核算非常简单——环境负债转移类似于作业成本系统中的直接成本。
可是如前所述，从珀斯到塔尔博特港的运输会产生额外的温室气体，必须分摊到货物上。铁矿石比冶金用煤的密度大，因此与运输这二者相关的环境负债存在差异。一个受作业成本法启发的分摊系统可以运用与重量、体积和距离相关的成本驱动因素来计算精确的分摊。
与实物库存一样，在特定时期内获得或产生但未转移给客户的环境负债会留待将来转移。环境负债账目的这一特点允许企业持有工厂、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对其进行折旧。比如一家钢厂因为安装高炉而产生了温室气体负债——比如因生产和运输用于炉衬的砖头而产生的排放。这些“资产化”的温室气体负债可在高炉使用寿命中的每个时期进行折旧。成本核算会将高炉的购置和安装成本分摊到其运转期间制造的产出中，环境负债系统模仿这种计算，将一定比例的高炉环境负债分摊到每个时期的生产中。
企业报告的内容
解决了这两个核算步骤之后，企业可以像报告期初存货、年度原材料采购、生产的成品、销货成本和期末存货一样，报告其环境负债的存量和流量。对等的项目就是某一时期之初的净环境负债、获得的环境负债、这一时期产生的净环境负债、已处置（出售）的环境负债以及这一时期结束时的净环境负债。（参见图表“环境负债表”。）
一些环保维权主义者可能担心，将一家公司的范围1排放整个转移给下游客户，会让该公司逃避对温室气体密集操作的审查。然而，正如一名优秀的财务分析师会审视隐藏在公司净收入之下的东西来分析销货成本和库存水平变化一样，环境分析师也能够对公司环境负债的购入、生产和处置细节进行解释。
环境负债核算的好处
环境负债核算系统提供了几个优点，最重要的是消除了根植于当前范围3计量中对排放的重复计算，还减少了操纵和做假账的动机。一家公司不能仅仅通过外包生产来减少其报告的范围1排放，然后像现在这样以计量误差大以及与远端供应商和客户缺乏联络为由忽略范围3的排放。在环境负债系统中，外包供应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在采购时转移给公司。此外，一家公司低估转移给客户的环境负债也无法获益，因为自身的期末净环境负债会稳步上升，表明该公司产品的污染性比客户所能接受的更严重。相反，一家公司如果试图夸大向下游客户转移的环境负债，那就会遭到那些宁愿与污染性较低的供应商接洽的买家的抵制。
该系统还顾及了其自身的重要性标准。目前，几种主要的ESG报告标准要求企业在环境因素对公司构成重大财务风险时进行披露。这使得许多温室气体密集型流程在对公司财务报表没有重大影响时未进行报告。无论财务影响如何，环境负债系统都可以使用专门针对温室气体的重要性阈值。
最后，企业期末环境负债余额的审计方式可以与金融资产和负债账户的审计方式大致相同。外部审计师（最好是包括环境工程师和成本会计师在内的团队）可以核实企业内部的温室气体计量与分摊模式及其购买和转让，尤其是涉及温室气体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计量，并在期初和期末核对环境负债余额。审计师可以对客户的环境负债交易以及金融账户中的相应活动进行交叉检查：如果和业内同行比较起来，记录的环境负债相对于一段时期的库存变动规模而言显得异常小，示警的信号就会发出。
从生产的第一阶段开始，区块链技术就可以用来在各个阶段之间累积和转移环境负债，降低整个系统的核算与审计成本。区块链在记录每个阶段的范围1排放方面尤其有用，后续的环境负债转移必须始终与价值链中的范围1总数保持一致。环境负债系统不太可能引入繁冗的记录，因为可以在企业现有的财务报告和成本核算基础设施上运行，只是使用不同的计量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不是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数量。
在整个经济体中部署环境负债
进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压力主要落在公开上市交易的企业身上，施压的是投资者和分析师。可是，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局限在这类企业会促使一些公司走私营道路（而且会促使私营企业保持私营），避免环境计量和披露。因此，应鼓励所有企业报告环境负债，包括柏克德（Bechtel）、博世（Bosch）、嘉吉（Cargill）、科氏（Koch）和玛氏（Mars）等大型私营公司以及那些通过合资企业、有限合伙企业、风险资本或私募股权融资的公司。只有获得和产生的温室气体数量微不足道的极小企业才应该免于环境负债报告。
不过，企业并不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唯一交易商。包括国防、交通、能源和医疗在内的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产生和消耗了大量排放，也理应采纳环境负债报告。
可靠的温室气体报告也有助于银行和投资基金对报告投资组合公司排放量的要求做出回应。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d Financial Disclosure）等标准制定者已经创建了公式，根据证券的性质（例如债务与股权）以及投资工具对该证券的控制程度等特征，确定如何对各种投资资产进行加权处理。这些公式可能有用，但是鉴于我们已述及的原因，目前对潜在污染物的计量——某家公司范围1、2和3的排放总量——仍然存在根本性缺陷。环境负债系统提供了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来计算被管理资产的总污染，将其作为投资组合公司期末环境负债的加权总额。使用该系统的银行和投资基金会有更好的基础来影响和报告其投资组合公司的环境影响。
用环境负债法进行温室气体核算，可以避免将化石燃料和采矿等某些部门简单地标记为有道德的投资者应该远离的“罪恶”行业。这种做法不太可能促成全球排放减少，因为如果这些行业的产出没有被“清洁的”（范围1排放量较低的）公司用于生产和消费，就不会具有此等规模。我们提出的方法承认整个经济体中污染活动的整体性质，并鼓励各个行业的所有企业在产品设计、采购和销售决策中考虑温室气体排放。
在等待环境负债报告新规的同时，大型企业——尤其是签署了商业圆桌会议企业宗旨声明的企业——可以自愿采用这一制度，并要求大型供应商和客户也照此行事，将环境方面的承诺付诸实践。这可以向对环境敏感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发出信号，表明公司在减少整个价值链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正在取得经得起审计的进展，从而创造竞争优势。根据环境负债报告，需求方与供应方市场及竞争的力量可以鼓励企业参与经得起检验的气候变化行动，而不仅仅是发布虚假环保的ESG声明。
如果各国政府认为强有力的环境披露带来的竞争力不足以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那么环境负债系统将提供轨道，让各种碳税列车运行其上。政府可以对企业的环境负债转移与获得之间的差额征收增值税一类的税。试图通过外包高污染产品的生产来避税的企业很可能会遇到更高的采购价格，以便对被征收了更高税款的供应商提供补偿。对于因客户不愿意购买高污染生产流程制造的产品而导致的公司期末环境负债余额大幅增长，政府还可以征收资本收益类的税。第三种选择是对消费者所购产品和服务的全部环境负债征税，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环境敏感性。（人均碳税红利会减轻低收入消费者的负担。）
然而，碳税并非没有问题。不在全球范围内征收和实施的税赋可能导致企业活动向不征税的国家转移。考虑到当前的国际贸易法，很难对不遵守污染关税的行为进行管制。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和可执行性的问题，全球范围征收碳税似乎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比如国有企业避税，特别是法律制度不够透明的国家，对国内雇主提供隐性补贴，破坏了全球协议。通过环境负债报告推动基于市场的企业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可能是全面开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快方式。
突破环境（E）的范畴
从环境负债核算的广泛部署中获得的见解可以对更广泛的ESG报告标准产生影响。当然，没有一个单一的报告解决方案能普遍适用于ESG的所有要素：如前所述，ESG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从报告的角度来看，E（环境）、S（社会）和G（治理）的唯一共同点是全都不是财务指标。而针对这种因为“不是”而整合在一起的指标建立一个报告、评估和投资系统很难成功。
这三个要素缺乏一个共同的框架，因此甚至会在一份ESG报告中产生矛盾。看看一家承受着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公司，被要求减少化石燃料汽车车队排放的温室气体。该公司可以转向电动汽车，从而降低碳足迹。可是，如果电动汽车的电池供应商使用的是由契约囚犯开采的冲突原材料——锡、钽、钨和金，那该如何是好？再看看一家因ESG报告表明工作场所事故率高而受到批评并被排斥在投资组合之外的公司。该公司可以通过采用自动化和外包来解决问题，使第二年的报告显示事故大大减少。可是，以前员工中未被计量也未报告的就业损失，以及对当地社区和供应商产生的经济影响又如何计算呢？
一些ESG报告的拥护者希望比披露更进一步，对各组成部分的货币价值进行评估，纳入公司的损益表。他们认为，这样的损益表将体现对一家公司真实利润的更全面衡量。不过，计算ESG许多组成部分的价值——比如，公司劳动实践、员工多元化和治理的影响——远比依据构成基本财务报告基础的未来现金流来估算权责发生额更困难。
想想一些会计师为把人力资源放入公司资产负债表而付出长达几十年的努力，力图对某位CEO的一句话进行量化：“员工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这些努力失败了，因为员工价值的衡量要么无关痛痒（比如过去在雇佣和培训员工方面花费了多少），要么十分主观、无法验证。此外，找到一个公式来汇总ESG各组成部分的价值将更加困难（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需要一些普遍被人接受的道德准则来引导上述ESG内部的权衡。ESG倡导者将各种非财务业绩视为一个单一的概念，反而无法对如何最好地衡量和披露ESG每一个独特组成部分进行基本、严谨的思考。
那么，如何推进ESG报告？我们建议从几个对于“好”结果和“坏”结果的定义已经达成一致，而且已经可以很好地进行衡量的重要方面入手。在ESG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环境是最适合严格的公司报告的，因为涉及对公司使用和生产的气体、固体和液体的数量进行客观的物理测量。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最容易计量的组成部分对人类构成了最紧迫的威胁。
本文概述的方法也适用于衡量一家公司的社会影响，可是报告这一影响带来的挑战要大得多，因为人们对于公司行为是否可取的看法大相径庭。与温室气体排放一样，我们可以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减少或消除的不良社会表现的各个方面入手：比如，不安全的工作条件、童工与奴工，以及贿赂与腐败。尽管这些做法几乎受到普遍谴责，但许多企业仍在全球供应链中暗中接受这些做法。描述这类现象在价值链中的发生率的社会负债（S-liability）报告系统可以激励企业和消费者更加主动地将其消除。
ESG的治理部分是三者中问题最大的。治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良好的治理只有带来更好的财务、环境或社会结果才有价值。在良好治理的倡导者提出衡量结果的有效指标之前，我们认为，企业对待治理应该像现在依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对待内部控制一样，对公司遵守法定标准的情况进行定性披露和外部审计。
在关注温室气体计量时，我们并不否认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等其他环境退化的相关性，也不试图淡化改善企业社会结果和治理实践的好处。不过，我们主张将目光聚焦于现在能够而且必须做好的事情：以整体、全面和可审计的方式改进温室气体排放的计量和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应用我们的方法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一种模型，用以衡量和跟踪企业运营产生的其他环境和社会结果。
罗伯特·卡普兰是哈佛商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领导力发展学马尔温·鲍尔荣誉退休教授（Marvin Bower Professor of Leadership Development）。卡尔蒂克·拉曼纳是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商业与公共政策学教授。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 Kaplan）
卡尔蒂克·拉曼纳（Karthik Ramanna）| 文
永年 | 译 蒋荟蓉 | 校 时青靖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