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一边抚养孩子一边工作，几乎没有可利用的支持制度或社区协助（见《美国的自由竞争市场令职场父母陷入困境》），可是建议却不少。育儿书籍、孩子祖母、多嘴的同事和市场里偶遇的老年人，排着队要告诉你哪里做得不对、你应该怎样抚养孩子：母乳最好；不能一边养孩子一边忙工作；不许对着电视、电脑或者手机；请求缩短工时等于职业自杀；给孩子把袜子穿上！
当代美国父母工作的时间更长，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更长，超过近代史上的任何时候（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是1965年父母的两倍）。
疫情前就是如此，疫情之中依然如此——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居家办公的同事，而我们是孩子的老师、玩伴和全职照护者。难怪我们筋疲力尽。
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工作更长时间，监督孩子上网课、运动和其他活动，处理家务——全都一起来？
替代抚养的时期
“父母育儿”（parenting）这个词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广泛使用的，原因很简单：以往的大部分时间，抚养孩子的并不是父母，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父母忙于生计，将日常照顾孩子的工作托付给年纪大一些的孩子、亲戚或请人帮忙——欧洲尤其如此。这种共同抚养孩子叫作替代抚养（alloparenting），多半是临时的。如果没有人可以帮忙，父母就会用襁褓包住婴儿不能乱跑，确保安全。中世纪后出现了更为正式的育儿机构。法国的安置机构网络将婴儿送去乡下与乳母同住到两三岁（有时会一直到七岁），1780年在巴黎出生的2.1万婴儿中有1.7万被送去了乡下的乳母身边。
美国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宗教信仰，也因为资源不如欧洲，清教徒父母陪伴孩子时间比以往更长。美国的育儿通常由父亲负责，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女性不足以引导孩子的道德发展。历史学家约翰·萨默维尔（C. John Sommerville）说，清教徒是“最初的现代父母”；人类学家戴维·兰西（David F. Lancy）则说他们是“最初的焦虑父母”。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亲自育儿的父母（虽然有仆人和奴隶的很多帮助）。
工业革命令美国和欧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男性开始长时间工作，育儿由女性负责，聘请保育人员的情况越来越多。比顿夫人（Mrs. Beeton）的《家务管理手册》（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热卖，说明请人料理家务非常普遍——1861年的畅销书不是教妈妈们做家务，而是教她们如何管理人员。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从动手到放手
19世纪后期，美国父母又一次被鼓励亲自育儿。这个时期的家庭规模缩小，用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的话说，孩子成了“情感上极其珍贵”的生物，照顾孩子这件事极其重要，不能交给别人。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埃伦·基（Ellen Key）在她1900年的同名著作中讲道，母亲“完全被孩子占据了所有生活，而孩子则被自己的生活吸引”。可惜育儿并不是有偿的工作。
对于许多仍需工作的女性，育儿方面的选择很少。世纪之交时慈善机构为低收入家庭开设日间托儿所，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此类项目多半都只提供给白人，非裔家庭始终被排除在外。至1930年，美国全国面向非裔儿童的日托机构只有40家。日托设施总体上获得的支持很少，大萧条时期有1/4私营日托机构关闭。
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1935年通过的联邦非独立子女补助项目（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鼓励母亲留在家里。历史学家玛丽·弗朗西丝·贝里（Mary Frances Berry）提出，大萧条期间保育机构“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人们害怕可以外出工作的母亲夺走男人的工作。据公共事业振兴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称，即使是1933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提供的全面保育项目，目的也是为保育员工提供工作岗位，不是为了帮助上班族母亲。这个短暂的项目填补了一项关键需求。保育项目几乎在每个州都设立了保育中心，开业最初四年里为数万名儿童提供了保育服务，尽管一些地方实行了种族隔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兰哈姆法案》（Lanham Act）令该项目复活并扩大规模，好让父母为战争出力：父亲去打仗，母亲工作。战争时期，3000多家《兰哈姆法案》保育中心为约60万背景各异的儿童提供了保育服务。保育中心运营费用的一半由联邦政府报销，另一半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量补贴。父母每日支付50美分（相当于现在的8美元）。部分保育中心24小时开放，每周开放6天，支持在制造业工作的父母，而且提供的不只是可负担的保育，还包括购物、洗衣和餐食等服务。不过上班族父母的轻松日子没有多久，战争一结束，保育中心随之关闭。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没有保育，寻求保育
适逢婴儿潮，保育中心关闭的时机对于上班族父母而言非常糟糕。这时候的家庭不再与可以协助育儿的亲属同住。住家保姆已经是过去的事，而大型私人日托机构尚未出现。男人从战场归来，社会规范和工会鼓励女性留在家里，“日托”这个词语几乎从公共话语中消失。
需要育儿的家庭只能另想办法，一些意想不到的组织参与填补空缺。加利福尼亚黑豹党（Black Panthers）为“幼豹”开办了免费日托中心。波多黎各激进分子团体少主帮（Young Lords）协助在西班牙哈莱姆区开设日托中心。1974年维基·布赖特巴特（Vicki Breitbart）的《日托手册》（The Day Care Book）提出了群居和群婚等解决方案。电视机也可以代为“照顾”挂着钥匙的孩子。
1972年有一段时间，美国看似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国会通过了《儿童全面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出资建立全国性的日托体系。然而此事并无下文。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共产主义为由否决该法案，称其会“将国家政府的庞大道德权威移交给与家庭中心育儿相对抗的公共育儿”。
随后日托就被移到了美国政策制定中较不显眼的领域：税法。两党支持照顾儿童及受扶养人可抵税额，表面上是为了帮助低收入家庭，实际却令中上阶级家庭大大获益。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努力“做好一切”
之后几十年里，私营日托机构急速扩张，原因是离婚和越来越多的女性外出工作。1950年有工作的女性为34%，1980年则为52%。美国在母亲全职工作时进入日托中心的学龄前儿童比例，1974年至1975年间是6%（出自美国商务部的两年数据汇总报告），2011年上升到26%。现在的日托服务，费用极其昂贵（一个家庭一年的保育开支往往超过一万美元）且难以获取。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Department of Commerce）报告《美国育儿现状》（Parenting in America）称，抚养婴儿或学龄前儿童的父母有62%苦于找不到可负担、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机构。即使找到了，他们也觉得依赖这样的机构不好。有全职工作且孩子尚小的母亲中只有22%觉得母亲有全职工作对孩子成长有利。
20世纪80年代，巴塔哥尼亚等一些企业意识到缺少可靠、可负担的保育机构是上班族父母的压力源，于是开始提供内部保育服务。不过采取类似措施的公司很少。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9年员工福利调查（Employee Benefits Survey）结果显示，美国只有4%的公司提供有补贴的内部保育。
20世纪90年代，上班族父母的处境有所缓解。1993年的《家庭医疗及休假法案》（Family Medical and Leave Act）准许员工可以为生育、领养或照顾有严重健康问题的家庭成员等家庭或医疗需求休无薪假。更多的公司为男性员工提供带薪陪产假（2015年为17%，2019年提升到30%），让新手爸爸更愿意休假照顾新生儿。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出台，公司必须为哺乳期母亲提供挤奶的时间（休息时间）和空间（不是卫生间的专用房间）。
更多的父母专注事业发展，追求成功的雄心从职场回流到家庭。越来越多的“足球妈妈”（指投入大量时间带孩子进行体育、音乐等特长培训的母亲。——译者注）和“直升机家长”（指对孩子的所有事情都要干涉的家长。——译者注）争相给孩子打造漂亮的简历。这个时期还有蔡美儿（Amy Chua）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等著作，推崇重点培养学术和音乐才能的育儿方式。2019年的大学招生贿赂丑闻揭示出部分家长想走捷径，富裕家庭用欺诈手段将孩子送进一流大学。
2020年及以后：疫情之下的育儿和工作
研究表明，现在家长在工作和家庭方面投入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似乎对孩子没有好处。对家长自己来说也没有好处：20世纪70年代以来，父母的不幸福水平相当之高。前不久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珍妮弗·格拉斯（Jennifer Glass）主导的一项研究表明，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员工之间的“幸福感差距”，在对家庭的政策支持（如带薪育儿假和育儿补贴等）较少的国家更为悬殊。（美国家长应该不会觉得吃惊，美国的这个幸福感差距最大。）
美国上一次经受重大危机，即二战时期，联邦的儿童保育机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令美国成功度过危机。眼下这场危机，令我们仅有的几个选项都岌岌可危，这个事实令人不安。疫情使得日托机构运营开支提升了47%，2020年3月份以来据估计有18%的保育中心关闭。女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了照顾孩子而无法工作的有80%以上是女性。
自然界厌恶空白，青睐替代抚养，眼下正是联邦再度建立有补贴的保育项目、帮助上班族父母重回工作岗位的理想时机。加拿大最近宣布为儿童保育投入大笔资金，希望美国也能跟上。在此期间，美国的上班族父母只能抱着乐观的态度，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给视频会议静音，在孩子把苹果汁泼到自己的职业装上的时候努力关注还有一半没洒出来。
珍妮弗·特雷格（Jennifer Traig） | 文
珍妮弗·特雷格著有《自然表现：育儿灾难文化史》（Act Natural: A Cultural History of Misadventures in Parenting，暂译）和《专注细节与适可而止》（Devil in the Details and WellEnough Alone，暂译）。她拥有布兰迪斯大学的英语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