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的新小说中，一个全球互联网平台（他之前书里提到的Circle）收购了一家大型线上零售商，创建了埃弗瑞（Every）——这家公司近乎完美地监控着数十亿用户，并将他们的行为货币化。它无处不在，身处其中的人控制着这个世界和财富，而局外人则无处可去，要么随波逐流地加入，要么徒劳地与之抗争。
这简直完美总结了我们对大科技公司日益发展的恐惧。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五巨头——Facebook、谷歌/Alphabet、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在惊人地扩展业务范畴。它们主导着科技市场的大部分领域，2020年流水合计超过 1 万亿美元，收入近 2000 亿美元。他们的创始人拥有巨额财富，风投和银行家紧随其后，早期员工兑现了价值不菲的股权，在职员工（在电脑前工作，而不是在工厂或仓库工作的人）则领取着丰厚的薪水。
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从大量客户的个人数据中攫取利润，而客户却过得没有那么好。下层和中产阶级的工资停滞不前，小企业正在挣扎求存，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仍然资金投入不足，网络犯罪呈上升趋势，社会也因为网上传播的错误信息或“键盘侠”而越来越两极分化。从发达市场到新兴市场，科技公司之外的人只获得了它所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
数字时代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是当前讨论的主题。《摇摆》（Sway） 和《支点》（Pivot）是两个很棒的播客节目，前者由科技记者卡拉·史伟莎（Kara Swisher）主持，后者则由她与纽约大学教授斯科特·盖洛伟（Scott Galloway）共同主持，定期从专业角度探讨这些问题。史伟莎会询问高管在个人隐私、仇恨言论和反竞争方面的立场，而盖洛伟则将以上问题构成的威胁清晰地表达出来，他曾在2017 年出版了《四巨头》（The Four）一书，聚焦Facebook、谷歌、苹果和亚马逊。
今年秋天，我们也迎来了多本深入探讨大科技公司的新书。
艾格斯的《埃弗瑞》（The Every）是小说体裁，最有意思，巧妙地预测了如果这些公司联合起来，我们将面临的糟糕处境。主角德兰尼痛恨埃弗瑞公司将“骄傲和自由的人类，变成屏幕上一个个顺从的点”，而且这家公司“从不为任何监管犯罪或使用产品造成的不幸感到抱歉”。她进入埃弗瑞工作，打算从内部摧毁它，但不幸的是，埃弗瑞已经成为了她在大学论文中描述的 “仁慈的市场主宰”（一种引起埃弗瑞领导者注意的策略），“公司和客户的共生体……以最低的价格高效满足所有需求”，从而使反垄断行动变得毫无意义。毕竟，“如果一家公司无所不知，且知道最佳解决方案，难道不应该让它畅通无阻地改善我们的生活吗？”
她毁掉埃弗瑞的计划包括提出疯狂的想法（例如“真朋友”，它会跟踪你与所爱之人的互动，以判断他们是否爱你），不择手段的同事不出所料地接受了这些想法。她本以为用户的某些隐私界限是不容侵犯的，但是她错了。现在，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在现实世界中上演。
那么要怎样制约科技巨头？让我们来看看非小说类的书籍。
《哈佛商业评论》播客《指数观点》（Exponential View）主持人、《指数年代》（The Exponential Age）作者阿奇姆·阿扎尔（Azeem Azhar）认为，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并迅速加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和法律法规，以抗衡正在以越来越快，且以成本越来越低的方式持续创新和扩展的技术生态系统。如果不加以限制，“超级明星公司”将统治赢家通吃的市场，而这些公司凭借规模，又将获得更多回报。阿扎尔担心这些公司已经“侵蚀了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
和艾格斯一样，阿扎尔明白消费者愿意为了方便而交换他们的数据和现金，但他指出了另一个大问题：大公司将会剥削规模较小的生产商，并收购新生的竞争对手，从而降低整体经济活力。此外，他们几乎从不足额缴纳税款。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雄心勃勃，且具有强制性：授权反垄断机构仔细审查所有大公司的收购，如果获批的收购被证明有悖于竞争，则允许分拆。要求平台互通，这样人们就可以尝试新选择，不会受限于一个平台。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确保公司切实保护用户隐私并合法纳税。
创新专家亚历克·罗斯（Alec Ross）的 《迅猛的2020年代》（The Raging 2020s）一书中，也存在类似主题。他写道，“权力潜变”让我们“更多是受公司而不是政府的约束”，并导致“数亿人的经济前景缩水”。科技巨头并不是唯一的归因，但它们所占比重最大。例如，在关于避税的章节中，罗斯展示了谷歌如何通过将资金汇入不同国家，来逃避数十亿美元的纳税。一个令人愤怒的数据是：各国政府每年因这些合法操作会损失超5000 亿美元的税收。像阿扎尔一样，罗斯希望看到全球机构联合起来保护普通人免受巨头公司的侵害。
他提醒说：“我们仍然可以塑造一个惠及大多数人的未来——或者最终只服务于少数人的未来。这取决于我们自己。”
或许技术人员会做得更好。这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赖希（Rob Reich）、梅连·沙哈米（Mehran Sahami）和杰里米·温斯坦（Jeremy M. Weinstein）的希望。在《系统错误》（System Error）一书中，他们解释了构建大科技公司的工程师（这些人是公司的投资者和掌控业务拓展的高管）历来被教导要专注于优化和效率。作者希望看到他们将关注点转向思考哪些问题值得解决，而哪些重要问题不能被简化为计算解决方案。
“今天的焦点可能是反垄断，”他们警告说，“但有几百个想成为扎克伯格的人，正在准备打造下一个改变世界，但可能会危害社会的产品。” 为了避免这种未来，人们需要彻底改革技术教育，彻底反思算法和隐私，并对基于价值观的设计做出行业承诺，包括道德准则和许可。作者支持监管，但他们也看到了从内部开展影响深远的自愿变革的机会。
不过我仍然像其他人一样持怀疑态度——不仅是播客主持人和作家，还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消费者和工人代表，他们在没有自我改革的情况下，最终能否采取行动，在大科技公司们成长为埃弗瑞之前击败它们？
艾莉森·比尔德是《哈佛商业评论》高级编辑。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文
柴茁| 译 刘隽 |校 孙燕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