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重新权衡各自的战略重心。这种环境下，跨国公司需要审时度势，谨慎走出下一步棋。
近几年来，辉瑞制药迈入了全球化的新阶段。2013年2月，印度专利局撤回辉瑞抗癌药索坦（Sutent）的专利，转而授权印度制药商Cipla生产一种更便宜的非专利药，价格大众能接受。之后，知识产权上诉委员会驳回了这一裁决，此案移交专利局重审。与此同时，为了减轻人们的医疗负担，中国政府大力降低药品价格。2009年时，政府开始对基本药品实行价格上限。截至2011年，上限调低近30%；此外，政府决定，到2014年基本药品目录将拓宽，涵盖500余种药品。面对以上种种政策改变，像辉瑞这样的跨国企业不得不降价，但低价往往意味着质量控制方面的妥协，无疑为它增加了风险。另一方面，对依赖卖药创收的中国医院来说，推广廉价的本土药品则势在必行。
截至2008年，“全球化”在世界上任何公司看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西方市场竞争激烈，人口增速放缓，收入趋向平稳，企业运营成本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断膨胀，工资虽然不断上涨但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对国外投资抱欢迎的态度。同时，现代运输与通信技术拉近了各国间的距离，交易与资本的流动达到空前水平，寻求全球扩张成为商业世界的共识。
然而，全球经济危机余波未平，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同的阶段，我把它称为“防御性全球化”阶段。对于跨国企业的进入，发展中国家政府越来越谨慎选择可供开放的产业，不遗余力保护本土企业利益。它们在选择合作地区与开放投资领域时更加挑剔，大力推广本地的国有企业。今天的全球化似乎有些变味：节奏缓慢，选择性强，带有浓郁的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色彩。
诸多因素造成了这一趋势。首先，许多政府认识到，开放本国产业迎接外来竞争有风险。随着国内产业竞争的加剧，本土公司与消费者容易排斥新进入者。第二，一些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推动出口贸易，不再需要大量的外国投资。第三，政府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已经扩展。金融市场波动，网络谍报活动，食品价格上涨……种种世界性问题，让金融服务、信息技术、通信以及食品行业都笼罩上政治色彩。
第四，作为世界下一个经济巨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商务规则的制定者，而非跟随者。最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不断实行干预，试图营造一个不平等的竞争场地，扶持本土竞争者。越来越多的产业被赋予了战略意义，政府禁止外国公司染指这些领域。的确，“政府主导较多的经济模式”在重要新兴市场的兴盛改变了世界格局，对此我会详细解释。
今天的全球化意味着新的投入与风险。全球化全盛期，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不难把它们与非战略性产业区分开来。当时，跨国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轻易占领例如软饮料的领域。至于飞机制造这种领域则是难以逾越的雷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可口可乐公司能够在超过200个国家贩卖产品，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80%的收入则来自美国政府，95%的劳动力来自美国。然而，在谨慎全球化的新纪元，任何产业都可能被视为战略性产业，这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与政策。
可口可乐与洛克希德·马丁是两个极端例子。介于两种极端之间，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公司挑战政府的审查限度，而国家的干预范围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军备武器行业。公司必须了解到，全球化本质的改变会影响公司战略，应对这些改变并非易事。